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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作為預防少年犯罪之政策研究 以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為中心

為了解決中壢毒品新聞的問題，作者鍾智強 這樣論述：

少年是國家最重要的社會資產之一，面對少年犯罪之預防，我國依國家親權理論及參考美國、日本少年法之制度，於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少年虞犯條文，但此一專屬少年身分之條文，卻於實務運作上有適法之爭議，大法官亦作出釋字664號解釋，闡明該條文有違比例原則等，因此民國108年新修該條規定外，於同法第18條也修訂配合性規定的兩大改革措施，一是虞犯身分犯的去除，改為曝險少年之概念，審視暴露高度犯罪風險環境邊緣之少年，其二是以「先行政後司法」的輔導機制，同為此次少事法修法之最大亮點，並以「需保護性」、「宜教不宜罰」之核心概念，處理少年犯罪及預防少年犯罪之少年司法刑事政策。 綜觀《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不管

是「虞犯」或是「曝險少年」，都是屬於預防少年犯罪屬性的刑事政策，面對這樣狀況的少年，細究其原因很多都是出自於家庭功能失衡，及同儕之間不良習性的相互影響，而造成偏差觀念，讓少年自我身陷在一個失衡的不良環境中，處於一種高度犯罪風險之情境；但這樣的孩子跟一般觸犯刑法造成犯罪之人，本質上畢竟有所不同，考量他們的不良行為，應該是更需要許多社會資源協助，矯正其偏差觀念，改善其成長環境等，這些條件應建立於各項社會行政體系為宜，司法之介入處遇，有論者難免會擔憂有司法標籤化之作用，雖然新法有考量該層面的影響，所以仍然希望具強制執行力的司法系統作為後盾，接手難以輔導的曝險少年，但以犯罪事實及法律判斷為主要功能之法

院，透過刑事程序啟動調查尚未實質犯罪的少年，會不會讓人有病入膏肓或者是犯了什麼重大罪刑，才需司法介入矯正，而行政機關的輔導體系似乎不被立法者完全信任，先行政後司法帶來的另一問題點，會不會形成行政機關之推諉藉口，認為其已盡力，便把少年推向司法體系，而怠惰輔導之作為責任。 最後不論是行政或司法體系的介入，最終還是以教育性處遇方式遇輔導少年，既然如此，真正的教育單位學校，或社政單位應才是最佳輔導處所，新法責由「少年輔導委員會」負起先行輔導曝險少年之第一道網，但該會僅屬於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少年隊轄下單位，其層級恐無法實質整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等各類相關資源，因此有提高層級及預算之必要；另外就被

排除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的虞犯行為，現在完全交由行政體系做輔導之工作，光靠行政系統的力量，是否能承接住譬如經常逃學逃家少年的處遇措施，都有待觀察，因為只靠行政柔性的勸導或較溫和性的輔導，對於一些惡性積習已久的少年，能發揮多少功效，從父母管教經驗、學校老師教學經驗、社工師輔導經驗，乃至司法實務上法官審判經驗，都透露出對於不服管教的孩子，如果沒有一套較具威嚇式的方法作相對性的搭配，對於難以管教的少年，恐難收矯正其性格之效果，因此，面對少年虞犯問題或是新法曝險少年的新措施，如何教導其回到正軌並兼顧少年的最大利益，攸關整個司法制度及行政體系的政策相互配合的發展，才能真正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護兒童、少年

之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