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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這回事（III）隋唐至蒙元：長城外面是故鄉

為了解決元朝盛世的問題，作者李乃義 這樣論述：

　　中國人的歷史，從未這麼真實過。   　　「社會制度是塑造每個時代的軟體。歷史過程中，人群社會經常改寫這個軟體，通俗說法是『改朝換代』。人類歷史，是人們自己設計、安裝的軟體的結果。」──李乃義   　　在本系列的第三冊中，將會細數中國近代隋唐至宋元的演變，分析五代十國各政權快速更迭之原因，以及收錄了許多在唐、宋與元朝盛世背後的歷史故事。這本書不同於我們課堂上所熟悉的史書內容。作者沒有為任何一個朝代、一個人或者一個歷史事件說事，而是立足大數據、抓住每個朝代與社會的根本，也就是「人」這個因素，來重新為讀者解讀大歷史。讀者們不妨跟隨本書作者的思緒、數據、以及陳述，重走一遍人類起源，認識中國人之所以

變成「中國人」的歷程，並重新發現中國人、華人、甚至自己的故事。 本書特色 　　本書是一套重新檢視中國人幾千年歷史的通史讀物。得力於現代網路，作者得以用當下日益增長的「大數據」不斷地重新認識、講述歷史故事。因此，本系列書是罕見的、從人類走出非洲一直寫到二十一世紀的通史讀物。 作者簡介 李乃義 　　美籍華人，1947生於廣州，一歲隨父母遷居台灣，1971年赴美留學，物理及核工雙科碩士。求學期間曾參與海外「保釣」運動，其在台灣和美國的大學時期一直是學生刊物的撰稿人和編輯。20世紀80年代進入矽谷工作與生活，躋身高技術人才之列。2007年從上市晶圓代工公司總經理任上退休，同年出版處女作《這

才是你的世界》。 第六章 大開放的 隋、唐、五代十國 西元(581-979) 《隋代》 （581-618） 科舉和大運河的源點 《唐代》 （618-907） 中國人不修長城的年代 西北淵源： 突厥汗國 西藏王國 阿拉伯的伊斯蘭帝國（大食） 東北淵源： 《五代十國》 （907-979） 遼、宋崛起的序幕 《不一樣的經濟》 工商業、華南，開始趕超，農業、華北 （甲） 人口 （乙） 税賦 （丙） 工商貿易與城市化 《不一樣的唐文化》 華人不馬虎的年代 （甲） 思想 禪宗 （乙） 科技 （丙） 文與藝 《華人的盛唐情懷》 貴氣、大氣、開放的「唐風」   第七章 經濟化的 宋、遼、金、夏 西元(96

0-1279) 《宋代》 北宋 西元（960-1127） 轉型重文輕武 東北及燕雲16州：遼代（907-1125） ↘金代（1115-1234） ↘蒙元 (1206-1635) 淮北、長城以南：北宋（960-1127）→ 金 淮河以南： ↘ 南宋 (1127-1279) 寧夏地區： 西夏（1038-1227） 《兩宋的政治》 平民化科舉考試制度 《兩宋的經濟》 中國式的工商經濟 （甲） 人口 （乙） 税賦與商業 （丙） 科技 《宋文化》 現代華人的文化基因主料 第八章 全球化的 蒙元帝國 西元（1260-1368） 《蒙古汗國》 （1206-1635） 征服者：成吉思汗 《元代》 （1271

-1368） 忽必烈大帝 經濟 科技與文化 《蒙古人啟動了「全球化」》 再也關不起來的大門 前言   　　為什麼談“中國人這回事＂，而不是“中國這回事＂呢？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嗎？   　　中國人，難道不就是活在中國的人嗎？可是，當下生活在全球各地的“華人＂，許多都自認為是“中國人＂，儘管顯然有點差異。“華人＂，“中國人＂，跟當下的“伊朗人＂“印度人＂“希臘人＂“猶太人＂、甚或年輕點的“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等等類似，不都是現今存活在那裡的人群嗎？歷史上，從前生活在那裡的人群，跟今天生活在那裡的人群，是什麼關係？那真成了“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的話題了。   　　人們

說“XX人＂，顯然不只是地方標籤，也是族群標籤。“猶太人＂，或許是最有名的例子。猶太人曾經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的一個部落國家，兩千年前被羅馬帝國征服，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頑強地存活了下來。在流散到世界各地發生的血緣混融，並未妨礙他們保持原來的宗教信仰，而猶太教的宗教經典同時也是記載他們祖輩的歷史經典，神話結合歷史的宗教信仰，歷代相傳，強化了猶太族群的意識和認同，使得他們在各個人群中，區別出來，有了獨特的標籤。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各有國籍，依然是“猶太人＂。今天的猶太人，大致相對集中在以色列（800萬）和美國（600萬）。當然，也有流散的猶太人被完全“同化＂的，千年前有一支猶太人遷徙到了當時

宋代都城開封附近，他們融化、成為了“華人＂。這並不奇怪，世界各地更多的“華人＂早已融入當地社會。   　　人群是會遷徙的動物，多數今天的美國人，是歐洲人遷移到美洲的結果。從前的美洲有過許多國家，那時候的“美國人＂可不是今天的“美國人＂的德性。古早古早以前的中國世界也有過許多國家，那時候的“中國人＂自然也不是今天的“中國特色＂。界定這些人群的標籤，跟形成他們的歷史與文化相關，時間、空間、環境、過程，都是因素。所有人們社群的“文化＂的背後，直接就是“歷史＂積澱在人們身上的結果。   　　而“文化＂這軟體，顯然像基因似地代復一代複製，再強的血緣也未必經得起文化基因的磨合，但“文化基因＂也可以變異的相

當迅速，適應環境嘛。“歷史＂，符合現代對“演化＂的定義；人群的歷史，無非就是人群社會與文化的演化途徑；而人類，自然也是地球上諸多針對環境而適應、演化的生物之一。   　　演化，當然是動態的，適應環境嘛。地質在變，氣候在變，人群為了生存，適存的生活技藝和生活方式也在變，人群影響下的生態環境更在變。人群的社會演化，諸多制度、教育、倫理、宗教、經濟、政治，這些集成人群的“軟體＂，最終反映的，正是人腦的意識和認知，包括文化和認同的標籤。。。   　　人，生物，都是“內外有別＂的，“外國人＂嘛，就是“異＂類的人囉。簡單說，古人，是時間上的外國人；今天的外國人，則是空間上的“外國人＂。（這些，是吾友沈之珍

先生說的，很貼切）那麼多“XX人＂，還好，人類是“智人＂，智人最獨特的德性之一，便是可“通＂，中外古今之間都可以互相瞭解、溝通、學習。所有人類的基本建材是一樣的。   　　現代中國人提倡跟國際接軌，要瞭解外國人，向外國人學習。一百年來，現代中國人也學會了科學、男女平等、技術、工業、高鐵、銀行、兩彈一星等等。當然，也學會了“急功近利＂等等。   　　這裡頭，無所謂“好＂“壞＂，好壞，是人們針對當下境遇的主觀反應。我們只是點出來，互相學習、互相溝通，是人類的法寶。智人的大腦瓜，通的，一學就會，好壞通吃。西元2008年，當今世界的掌門頭頭，美國，發生了“金融海嘯＂，全球智人們的腦袋瓜立馬開始思考：演

化、運行了500年的人類資本制度，合理化人性私欲，體制化法治社會，刺激的科技創新，幾近極致，怎麼還鬧成這樣？下一步，該怎麼辦？回顧人史，可供參考的大型社會制度的演化案例並不多。。。   　　現代的中國人或地球人，能夠找到的最多、而又相對完整的人群社會演化數據，只有中國人的歷史記述。從前的中國，存在過不同的社會制度，似乎並不怎麼急功近利，但也支撐起一個龐大而相對穩定的社會。西元18世紀近代西方霸權興起之前，西元15世紀初的中國明朝，曾經是那時候全球最大的海權國家；鄭和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完全不以工商貿易為目的，賺錢、利潤，不是那時中國人最專注的事。而歷史數據顯示，急功近利的西方社會的演化，比中國

社會成功，就在西元16世紀開始，至少成功地催生了許多迄今為止的人類智慧的極致，科學、藝術等等。這又怎麼回事？   　　然而，金融海嘯，促使全世界智人大腦再次打開“中國人的歷史＂這個數據庫。這也不是第一次，西元20世紀以來，這個數據庫被翻開過幾回。第一回，是西元20世紀初的中國人自己打開的。五四運動，是那時中國知識份子“跟國際接軌＂的一次激情的嘗試。今天人們說的普通話、寫的中文，都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結果，真正促進了中國人的人際溝通（包括跟老外），並且使得西洋律法、技術、商貿、制度等軟體能夠轉譯的平易近人，因而普及到中國社會。白話文，無疑是中國人“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做為一個政治運動，五四運動

也是成功的；揭櫫的“科學＂“民主＂，蔚為風潮，迄今仍不失為現代中國社會的改造目標。   　　無需諱言，五四，以及從19世紀末開始至今的各種“現代化＂，其實就是華人這個群體，為了生存而努力被西洋同化的運動。唯一的不同，在於歷史上的南北朝或宋元時期的被同化，大抵是不自覺的，因為那時來到中國的“胡人＂也被中國人同化，結果，胡人被漢化的程度，遠多於漢文化所吸取的胡文化因素。而19世紀之後的中國，自覺地大量汲取西洋文化，“現代化＂實質上就是明顯地“西化＂、被西洋同化。   　　做為一個“民族＂文化運動，五四的成果，就不那麼完美了。既然要同化，少不得要棄舊，五四“運動＂的人物，大抵是反傳統、反“儒＂的知識

份子，科學、民主，是那時候的新潮“時尚＂。“運動＂嘛，多數人連“科學＂“民主＂“儒家＂到底是什麼東東都鬧不清楚。他們討論“文化＂課題，像魯迅先生那樣表現出深度與真實度的，似乎比較少。   　　當時流行全面“疑古＂，揪出了許多傳統中國歷史記述自相矛盾的地方，最終流行“打倒孔家店＂，以及，全盤否定傳統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負面心態，成為“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社會代價。然而那時候，放過洋、跟國際接過軌、真正把“科學＂領回中國的，有過許多人。我們提兩個跟五四沒大關係、而值得紀念的人物為代表，一個是考古界的李濟，一個是物理界的葉企蓀。疑古嘛，科學的正解，是捲起袖子去田野做考古發掘，李濟，發掘出殷商王

朝存在的證據，科學地確定了中國人的一段早期歷史，激勵了中國人一連串的考古發現，龍山、仰韶等等。科學嘛，科學的正解，是把科學的邏輯與知識輸進中國人的大腦袋瓜，葉企蓀放棄在美國的物理研究，回到清華大學辦物理系，畢生宣導“科學救國＂，遠離政治，死於文革迫害；然而，現代中國兩彈一星的科技元勳，許多是葉企蓀栽培出來的。   　　李濟和葉企蓀，做為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這可是很“儒＂式的，一點也不西式），甚至跟五四頂牛。李濟證實了，傳統的中國歷史記載，相當程度可信。葉企蓀證明了，科學是個人類理性的方法學，智人都學得會，中國人只要肯學，一定學得會、做得到，難如登天的兩彈一星，中國人不也都“國產化＂？（就在

那個艱難的1960年代!）   　　第二回，是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打開的。時值抗日戰爭，那時候的中國人顛沛流離；一個被英國政府派駐中國的劍橋學者，李約瑟，倒因此有機會深入中國民間考古。他駭然發現，這個古老的中國民族，歷史上存在大量驚人的科技發明，深深傳播到從前的世界各地，影響了人類社會。他後來回到劍橋大學任教，編著了“中國的科技與文明＂，提出了有名的疑問：“為什麼中國人有科技而無科學？＂，迄今仍然是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大哉問，題目本身，直指人性。   　　這一回，歐西知識份子認識到，人類科技昌明的今天，急功近利，這個習性，已經達到足以危害全球的地步。然而，人類史上的社會，似乎僅只中國從

前的社會，不全以“利潤＂做為社會制度平臺。當然，中國社會，未必可以複製到其他的人群環境；現實地說，就在200年前，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競爭下的失敗者。但是，且打開這個數據庫，瞧瞧從前中國人是怎麼個習性的吧，或許中國人的歷史可以提供一些新鮮點子。。。   　　“中國人＂這個標籤，顯然不全是“面子＂或“禮教＂的標誌而已呢。現代華人或中國人瞭解自己或“中國文化＂嗎？時間已到了西元21世紀，全世界積累了太多新的發現與認識，是前人記述歷史的時候並不知道的。結合傳統中國史料的數據，人們也該理性地重新認識中國人的歷史，以及，“中國人＂了。   　　首先，全球所有人群的歷史記述，相當一大部分都是記載各國的政治

史或統治史或經濟史，圍繞著“利權＂二字在轉，描繪的不是政權就是金權。傳統的中國歷史記述，自然也不例外。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一個問題，真實的中國人的歷史是怎樣的？中國人的族群、全球各地的人群，都是倚賴政權或金權才存活至今的？   　　以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做為歷史的時代標記，當然也符合現實，畢竟人類社會也是智人集群的自然演化。統治機器的管治，權力制度，國家與朝代，自有演化成那個德性的基礎。但歷史記述裡頭，也不儘然是政治話語，我們只是需要將數據或實況提取出來，重新描繪一個人群與社會經歷過的、更真實的景象，還原歷史。政治，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有時候是刺激因素，有時候是制約因素。   　　其次，現代科技使

得地球變小了，全世界人類的接觸越發緊密。在人類演化的歷史長河裡，早期智人老祖宗們為了生存，習慣於物種間的生存競爭，獵殺、吃光某一類動物，經常發生。人類倚賴“智慧＂，早已站在生物鏈的頂峰掠食者位置。習慣於生存競爭的人性，在農業文明開始的過去一萬年內，也開始了人類自己物種內的內鬥，人群之間的“競爭＂“奪權＂，有增無減。從過去一萬年的人史看，人際競爭，使得人類智慧的結晶，知識與科技，相當一大部分，要不用於製造武器，去消滅另一個同類，要不用於賺錢或統治，去奴役另一個同類。   　　社會制度，做為塑造每個時代的軟體模具，作用當然很大。歷史過程中，人群社會經常改寫這個軟體，通俗說法是“改朝換代＂，世界各國

歷史當然更沒少改朝換代。人類史上的戰爭或革命，做為人群之間解決爭端的手段，社會成本很大，是人群在互鬥和犧牲。各國歷史的輪迴裡，人們業已習慣於戰爭暴力下的“人性＂，雖然這不是人類冀求的人道演化的方向。   　　而現代知識檢視下的人類歷史，戰爭與和平，政治與經濟，都是人類自己物種內的人群社會行為，是人們自己設計、安裝的軟體的結果，又回饋影響到人們的〈意識、思維、認知、制度、文化等〉這些可以互相學習、規畫、設計、安裝的習性。這才是重新翻開中國人的歷史這個數據庫的最佳視角和視野。   　　所以，我們要談“中國人這回事＂。從時間軸上去瞭解過去的“中國人＂，比瞭解空間上的“外國人＂容易些，他們都跟我們不大

一樣，可以激發我們認識自己。所有人的“歷史＂，他們的過去，他們的生存，除了大自然的環境因素之外，他們族群的演化，是他們自己的意識、思維、認知的（重複回饋與安裝）的結果。 《元代》 西元（1260-1368） 忽必烈大帝 成吉思汗生前征戰那時的蒙古汗國，純粹草原意識，戰爭的目的，就是掠奪。“財富＂不單指物產，對草原而言，人口、工匠、醫生、知識，也都是可以分配的、有用的“戰利品＂。草原意識，對所有的文明都抱持開放態度，而且渴望獲得。 西元1215 年，成吉思汗第三次攻金，打下了燕京。他很快就從蒙古一貫的資訊搜羅中，得知燕京城裡有一個能幹、有學問的契丹貴族，耶律楚材，立馬召見、任用。此後12 年

，成吉思汗西征、滅西夏，都帶上耶律楚材。實際已經是個漢人的耶律楚材，成為大汗王庭裡的左右手，對蒙古汗國的南擴、統治與轉型，起了重大作用。 西元1229 年，窩闊台汗繼位為蒙古大汗，耶律楚材說服察哈台汗，向新任大汗的弟弟行禮跪拜。從此更加確立了大汗王庭的中央威權，成為蒙古汗國定制（君臣禮儀，是漢文化滲入的開始），窩闊台大汗也更加重用耶律楚材，直到西元1241 年窩闊台大汗去世。後來，窩闊台的皇后稱制，罷用耶律楚材，西元1244 年，耶律楚材死於哈喇和林。畢生都為鞏固蒙古汗國中央政制的耶律楚材，伺候了前兩代大汗，給忽必烈的元朝奠下穩固基礎，比如： ☉ 窩闊台大汗一上臺，他就提議，軍、民、財，三政分

立，相互制衡。蒙古當時，萬夫長等於割據地方的軍閥，隨意徵取稅役，王庭無由監督、限制。耶律楚材明確告訴窩闊台大汗：這在漢地行不通，並且有害。 ☉ 西元1231 年，大汗依照他建議的組織構架，任命他出掌新設立的中書省，相當於宰相。蒙古汗國開始具備中央行政機構，國家機器進一步結構化。 ☉ 西元1234 年，速不台滅金最後一擊，準備攻破開封、屠城，耶律楚材反對屠城，獲得窩闊台大汗同意。開漢地不屠城先例，此後，征服漢地，一般不大舉屠城。 ☉ 西元1235 年，蒙古汗國大斷事官，檢核新征服的中原戶口（110 萬戶），計畫拿其中76 萬戶來分賞，耶律楚材反對。於是，窩闊台大汗雖然分封，但規定了中央收稅份額，

為了徵稅，土地人民自然納入州縣行政體系，雖然不分軍民戶籍，但中央已可稽核。後來，忽必烈在這平臺上，中央派遣民政官、課稅官，萬夫長只管軍政、貴族只享有特權，元朝國家機器，比較回歸王權專制與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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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

為了解決元朝盛世的問題，作者游勝輝 這樣論述：

明清之際的遺民現象蔚為大觀，歷來備受論者矚目。其中，生計課題雖已頗受關注，然論者大多依據傳記與議論，基於道德化傾向，著重闡述從中體現的苦節持守，至於遺民生存的現實難題，以及由之而來對志節的挑戰，尚待進一步細緻的梳理；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探討，也多側重哀感動盪世變、砥礪清峻志節與抵抗新朝統治的書寫面向，看似現實世俗的生計主題便往往不被重視。本論文試圖突破既有研究成果之不足，基於江南地區之遺民數量、治生現象較之其他地域更為豐富，故以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為研究對象，以生命體驗與理想形象為切入進路，析論遺民如何書寫生計難題與從事治生活動的所思所感，從而「史外傳心」，體現遺民現實考量與政治寄託難分難解的生

存情境，以及詩學理念與創作實踐的呼應與差異。根據以上思考，本論文展開以下三項論題：　　一、明遺民傳記生計記載的理想形象塑造：明遺民傳記往往記載遺民陷入困窮仍能安貧無怨、拒絕有違義理的援助，至於其家人，若非不被遺民顧念，只能被動受苦，便是主動與遺民一同茹苦守節；在對遺民治生方式的記載中，治生方式的現實謀生意味不高，往往成為遺民品概與志節的象徵；對於遺民之家境富裕與游食、游幕經歷，明遺民錄往往以略而不提維護遺民形象之純粹。由此可見，明遺民傳記的生計記載多為服務於理想形象塑造，更加鞏固「社會本相」的「社會表相」，也一定程度鼓勵與限制明遺民詩生計書寫的主題選擇與書寫模式。　　二、明遺民詩兼具困窮與固窮

的生計貧困書寫：遺民既以詩抒洩或自嘲生活匱乏、變賣求生等不盡合乎理想的生命體驗，也試圖在困窮情境中自我塑造志士或詩人的理想形象；此外，面對家人一同為困窮所苦，此類書寫也會表達憐惜、慚愧、視若無睹或感恩成全等多元的所思所感。對理解明遺民生計議題而言，透過此類書寫，更能體會生計困難的遺民挺立人格的艱難與可貴。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此類書寫既有呼應道德性情的固窮形象塑造，亦有自曝淪落、家醜也在所不惜的困窮體驗抒發，既呼應亦不限於明遺民詩學的理念論述。　　三、明遺民詩兼具謀生與謀道的治生方式書寫：依照治生方式之性質與遺民的看法，本論文分為田園、知識、技藝治生與游食、游幕等三種主題書寫加以探討。對理解明

遺民生計議題而言，一方面，透過隱喻象徵、連接遺逸典型或自覺的敘事安排，治生書寫得以將謀生的現實行為轉化為謀道的理想形象，從而呼應傳記的遺民形象塑造，另一方面，部分遺民也抒發從事治生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精神負擔，以至於理想失落的焦慮，從而呈現更為深廣的生存情境。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治生書寫既有符合，或至少不違背詩學理念的理想形象塑造，亦有與官員交際的應酬贈答，以及不盡理想的生命體驗抒發，雖然可能違背詩學理念，卻也突破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既定理解，在主題與書寫面向上時有嶄新的開拓。　　透過上述的研究成果，可見明遺民詩之生計書寫既將世俗平凡的生計議題轉化為非凡的遺民志節，又使遺民志節的道德內涵注入日常

生活的沉重承擔，足以回應並深化對於明遺民生計議題與詩學理念的既定認識，並為理解清初詩歌之承繼與轉折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