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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經選集

為了解決元末的問題，作者三藏瞿曇僧伽提婆 這樣論述：

　　《中阿含經》，初期佛教的基本經典「四阿含」之一。篇幅不長不短的經文集為一部，名為《中阿含》。《薩婆多毘尼毘婆沙．總序》稱《中阿含》是為利根者分別、抉擇諸深義的經典，為學問者所習。 　　漢譯《中阿含經》推定為說一切有部誦本，計有十八品，兩百二十二經，對應於巴利經藏之《中部》。其經文數兩百二十二經遠多於《中部》的一百五十二經，不過大多可在其餘的巴利經藏中找出相對應的經文。 　　在漢譯四阿含中，《中阿含經》是唯一保存完整攝頌的一部，可藉由對照攝頌來確知經文次第有無錯漏。 　　 　　本經以敘述佛陀及諸弟子所說教義為主，間含有佛陀對弟子、異學、王者、居士之律治教誡。本經較之於

《雜阿含經》的法義，又作出進一步的法相分別抉擇，具有阿毗達摩的論議風範，《薩婆多毘尼毘婆沙》總序即稱：「為利根眾生說諸深義。名中阿含。是學問者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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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明城隍信仰的建構與詮釋

為了解決元末的問題，作者龍玉芬 這樣論述：

城隍信仰的發展，就是一個南方祠神與中原文明相遇，從衝突到調和，再到接納與尊崇的一個歷程。城隍這個原生於南方的城市土地神，因受有德者配食觀念的影響，從一開始就被民間詮釋為人格神的屬性。最晚從六世紀中葉開始，官方領域與城隍神的相遇就有了正式的文字記錄，當時官方對城隍的定義是等同社稷、固護城池的自然神。這個詮釋，奠定了一千多年官方領域對城隍的基礎定義。在唐代，來自北方的長吏帶著中原正統文明的優越感到南方任職，他們即使尊重地方傳統祝禱於城隍，也以異於民間的觀點，將自然神城隍的詮釋引入地方，反映了中原文明對南方祠祀文化的排斥。到了北宋，即使神的合法性被國家所認可。但是在儒家領域並非如此，南方土地神城隍

與中原正統土地神社稷因兩者屬性相同，職權重疊，城隍侵犯到社稷在地方上至尊的地位，引發了士大夫的不滿。宋室南遷之後，許多士大夫們自幼生長在城隍信仰圈內，他們積極為建構城隍的正統性而努力，甚至試圖消弭官方自然神與民間人格神城隍解釋的鴻溝，調和中原與南方文化對土地神的信仰差異。蒙元統治時期，國家直接定義城隍為人格神，並將神在民間掌理冥判的職能引進官方領域中，使原本輔佐農功、固護城池的城隍，開始參與了陽世司法案件的偵辦。 另一方面，唐代民間的城隍神，在原生地發展出審判官員、追求尊卑平等的思想，但在兩大制度性宗教與士大夫的形塑下，逐漸將不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叛逆元素泯除，將城隍神導向勸善教化及服從科

層體制規範的形象，也讓以卑犯上的城隍審判故事，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但是，慶喜與陸小連報仇兩則故事的偶爾出現，說明了唐末城隍審判故事裡的精神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暫時隱藏在地域社會中，以非文本的形式進行傳承，為小民主持公道、追求尊卑平等的城隍並未消失。 從六世紀中至宋元時期城隍信仰的發展來看，官方與民間（非官方）有著兩條延續數百年的解釋傳承，明太祖朱元璋繼承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傳承，以國家權威，將城隍神符號予以標準化。洪武三年改制，與其說是朝臣慣習派與理念派的內鬥，或是道教與儒教的競爭，還不如說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們，希望透過禮制的改革，凸顯政權之於元朝及元末割據勢力的文化正統；再以被儒家改

造後的城隍神，取代於禮為瀆的三皇神。朱元璋用古典儒家義理標準化城隍神，使之通祀於南北地域，從而在精神層面上，樹立大明帝國的正統性；再由全中國共同的祭厲儀式，形塑出由鄉至府、縣，再至國家的信仰序階，建構帝國一統的隱喻。

從0開始說越南語：專為自學者設計的入門學習教材，北越腔X南越腔一本全收錄(附QRCode雲端音檔)

為了解決元末的問題，作者吳庭葳,阮玉梅 這樣論述：

　　專為初階學習者設計的入門教材 　　北越腔 X 南越腔一本全收錄   　　「新南向政策」的推行之下，台灣與越南的交流往來日益頻繁 　　越南新住民家庭數量逐年增加，家庭成員之間也產生溝通需求 　　108課綱更將越南語列為國中、國小選修課程以及高中第二外語 　　台灣的越南語學習需求大增，迫切需要台越雙語溝通人才   　　本書從基本發音、聲調、詞彙教到生活常用句型 　　適合初級入門者 　　開口說出基礎的溝通用語和日常會話 　　並加入越南文化小單元 　　讓學習者進一步了解這個多元民族國家的生活面貌 　　同時完整收錄南部、北部雙音，一次了解南、北習慣用語差異   　　★跟著老師學會正確音調，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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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蔣為文

蒙元時期契丹、女真與唐兀的興學

為了解決元末的問題，作者周睿立 這樣論述：

13 世紀，蒙古結束近古中國政權林立的局面，契丹、女真與唐兀（西夏遺 民）並沒有隨著原本國家的覆滅而消失於史籍。本文選擇興學作為觀察三族在蒙 元時期生活的切入點，不僅在於探討三族興學方式，更分析其興學的動機及背後 反映的社會情境。無論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還是漢族建立的宋朝，興學都被認為是實現治世 的善政，因此直至國家滅亡的前一刻仍沒有放棄興學的理想，在金朝的晚期，契 丹與女真更是在興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待至蒙古入主中原，地方上湧現一股 崇儒興學的風氣，契丹、女真與唐兀也沿用傳統漢地的興學手段參與其中。不過 三者在興學的時間與地域分佈、興學者的仕宦身份皆有所不同，這反映出三族在 進入蒙元時代

過程的差異及之後三族社會地位的轉變。另一方面，三族的興學豐 富了元代多族士人社會的面向，本文分別藉由六位興學表現突出的契丹、女真、 唐兀人，在關照地方社會的同時，審視興辦學校對三族興學者自身及對地方社會 的意義。透過本文論述，得以瞭解蒙元百餘年間契丹、女真與唐兀的興學情況，知曉 政權交替之際的局勢及後續元代的社會特質與三族興學的變化趨勢的關係，並探 知契丹、女真與唐兀在蒙元時代的處境與文化心態。關鍵詞： 蒙元、族群身份、地方社會、儒學校、公共事業、多族士人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