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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為了解決內政部電子輓聯的問題，作者夏士芬 這樣論述：

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從直接民主轉為代議民主，再以審議式民主補菁英式民主的不足，公共領域更顯重要。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團體兩種機制而存在，解嚴前，台灣新聞界即存有許多新聞團體，唯其運作並非純然是公共領域或第三部門的概念之下，更多是威權統合主義下的準國家機構。「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下。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很自然也順理成章地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侍從，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

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就是以自由、獨立為目標，縱使生長的土壤中。這樣的養分並不多，但也某種程度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1948至1958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準國家機構的角色，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共同反共抗俄，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總總建設與成果，同時，也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為了爭取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更為了阻擋《出版

法》的不當修正，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但政府的強硬態度，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此一過程中，報業公會內黨公營報刊與民營報業決裂，民營報業間也離心離德。請願抗爭失敗，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報業公會未曾再提出任何請願，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威權時代的公共領域只能享有有限的民主，反觀解禁後脫離政治權力掌控的媒體又淪為財團的附庸，多元發展的新聞團體也反映民主的有限。民主的有限意味著政府、財團與人民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有限制，亦或維持動態平衡，這正是民主平權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筆者

依然期待廣大人民的力量能透過公共領域進行更平等、多元與理性的對話與集結，以便和政府及財團兩大勢力，達到相互制衡的效果。

非營利組織倡議之研究：以中科台積電擴廠為例

為了解決內政部電子輓聯的問題，作者林盈筠 這樣論述：

本研究想藉由台積電擴廠案的案例，深入探討非營利組織參與政策倡議的角色與功能，並進一步了解非營利組織參與政策倡議議題所使用的策略工具為何，期望透過個案研究釐清環保團體反對台積電擴廠的原因，並藉由失敗的倡議經驗，提供後續非營利組織進行政策倡議時的借鏡及經驗參考。為深入了解非營利組織對中科台積電擴廠案的倡議過程，決定採取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訪談；並運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中心提出的A型倡議架構（”A” Frame for Advocacy），根據六大階段的內容，找出可能會影響到倡議結果的重要關鍵因素，從中了解整個完整的倡議過程及成功或失敗經驗。研究發現主要分由六大階段歸納個案的倡議經驗，並且分析環

保團體參與台積電擴廠案倡議的失敗原因，內容包括政治因素影響倡議行動的強度，以及互動溝通層面的待解事宜。除此之外，也發現環保團體在個案中扮演著「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價值維護、社會教育」等功能。根據上述研究發現所得出的研究建議為：一、深入在地耕耘並與地方保持良好互動。二、倡議團體內部應建立溝通對話平台，讓參與者傾聽彼此的想法。三、倡議行動應於議題萌芽初期進行，並時常對開發案保持警覺心。四、環保團體不應過於依賴政治策略，以免對倡議行動造成負面影響。五、環保團體事先應針對各種狀況制定因應措施，並培養成員危機處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