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帳冊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信託法實務問題與案例(二版)

為了解決公司帳冊的問題，作者潘秀菊,陳佳聖 這樣論述：

　　信託，乃是一種為他人管理財產之制度。信託制度在運作上極富彈性，且深具社會功能，其運用於家庭方面，可保儲財產與照顧遺屬；其運用於社會方面，則可藉公益信託的設立，致力於慈善、學術、科技、宗教等目的之公益事業。除此之外，在商業上也發展出藉由信託制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例如禮券信託、生前契約信託及預售屋之履約保證信託等。   　　本書之編排係以逐條方式為之，先陳明條文之內容，並就法條之文義為解釋，再就該法條之機關函釋或法院判決，整理出問題之核心，形成案例，復就函釋或判決內容為說明，並予以評析。最後，再臚列出函釋或判決內容涉及其他領域之相關條文內容，以利對照。惟對於未有函釋之條文，則僅以法條之解釋

為之。本書希望透過這樣方式的安排，能讓學習者與實務運作者瞭解信託實務所生之爭議內容，及主管機關與法院對該爭議之見解，期有利於未來信託制度之運作與信託商品之開發。

公司帳冊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我國公司法引進穿越投票原則可行性之研究

為了解決公司帳冊的問題，作者高啟瑄 這樣論述：

公司意思獨立與內部事務自治，搭配有限責任制與獨立法人格，是在歷經了漫長而痛苦的陣痛期後才於一九世紀誕生，然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內，前項金三角卻遭受關係企業集團之強力挑戰。除了從屬公司債權人及股東保護等傳統討論，或是對應母公司經營者權力之膨脹而提倡加重經營者責任者，關於母公司股東原有公司法權利遭受子公司法人格架空之議題，在各國均是最後一個受到重視者。本文即純以母公司股東地位出發，不考慮股東內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間關係，以穿越投票為中心，試著對前述問題提出若干解決之道。本文架構雖分成概論、外國與本國立法例之討論，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四部份，但重心可分為二，一從理論部分去檢証採行穿越投票之正當性。就此又可分

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股東會存在之基礎正當性。除非立於經營機關優位(managerialism)之立場，否則站在現行公司法預設下，穿越投票本質在回復公司法原有的權力分配秩序。第二階段則是釐清賦予母公司股東對子公司事務的決策權，在關係企業議題上之地位為何。配合第三章對Eisenberg學說之評論，本文認為其僅有回復減縮的表決權之功能，而非解決關係企業弊病之萬靈丹。第三部分則是在眾多手段中，去檢証為何穿越投票優於其他事前參與或間接監督之方案，並於第二章舉例說明只有穿越投票獨有阻斷金字塔弊端之優點。在肯認採行穿越投票之理論正當性後，重心之二放在實施穿越投票之具體問題，如哪種子公司事務應穿越投票，或適用

子公司之標準為何等等，此主要彰顯在第三章德日法及第四章我國法之觀照檢討。最後，則是母公司股東保護之一般手段──多重代位訴訟與帳簿閱覽權，此與穿越投票在母公司股東保護議題上，有相互消長或輔助之功能，而配套措施之有無也同時影響穿越投票事項之抉擇。本文立場認為穿越投票有最後手段性，並反對僅以防弊為由即採行穿越投票。另外就其他降低穿越投票實施成本之手段，如引進電子表決、逐出少數股東制度，以及以集團為基礎之資訊揭露制度之均可一並檢討之。最後就展望部分，雖然形骸化後的股東會存在價值尚無定論，加上商業實務萬變的控股集團型態，均對本文研究投下了不確定因素。但近來法人格獨立概念之鬆動來看，與本文討論之穿越投票，

均呼應了建立一個以集團為基礎的監控架構。所謂母公司股東保護之議題，最終亦須回歸以集團為基礎的權力分配秩序。目前關係企業章僅採取就各別問題另制定特殊規範方式，而其僅重從屬公司股東及債權人而輕控制公司，早已經學者指出。無論最後贊成穿越投票與否，觀照我國關係企業層出不窮的弊端，此項問題實宜儘速獲得重視。

秋風寶劍孤臣淚：蔣總統胡璉將軍八二三手札

為了解決公司帳冊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佚名‧《李鴻章》 　　這首詩係李鴻章（1823-1901）去世後，時人所寫的追悼之作，後世傳說為李鴻章臨終絕命詩。胡璉（1907-1977）將軍在他唯一談論八二三砲戰的文章〈穿山甲‧八二三〉一文中引了「秋風寶劍孤臣淚」這一句。「怨？」他說：「不！」但是，那種末世悲涼的心境隱隱穿透紙背，令人不禁為之掩卷長嘆。當時的總統蔣中正（1887-1975）應該也是這種心情吧！ 　　本書收錄了蔣中正於民國47年八二三砲戰前後給

再度出任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的胡璉的8封信，以及胡璉回稟蔣中正的8封信的原文，匯集成冊，提供做爲我人研究當時歷史實情的第一手資料，例如，在砲戰前夕至砲戰進行間，蔣中正、胡璉二人為指揮所遷移、坑道作業、解放軍空中轟炸、登陸作戰、通信作業、軍中人事、副司令官殉職、反攻準備、八吋榴運送、國際形勢變化、美國反應時間、白鴻亮（1899-1979）鐵拳計畫等事務均有所討論。此外，並請軍事評論專家張友驊寫了一篇長達2萬7千字的導讀，他說，胡璉「回臺後七度拒絕蔣介石回任金防部司令官兼反攻軍總指揮。胡璉之所以拒絕，蔣介石、胡璉手札已提供明確答案。」 　　故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1919-2020）於生前為之

序曰：「我展讀全卷，砲戰景象又重躍紙上。  蔣公戰前洞察先機，前往戰地視察防務，指示備戰機宜。砲戰發生後，竭力補給戰地需求，支援作戰，親臨澎湖押運重砲，急送金門以壓制敵砲，並指派經國先生前進戰地，鼓舞士氣，穩定軍心；後省察外交與國際情勢，譴責中共侵略暴行，謀定對策。將軍恪遵領袖指示，盡忠職守，艱困奮鬥，冒敵砲火抱病指揮作戰之種種作為，均歷歷在目。誠為最珍貴、最具參考價值之第一手史料，我樂見其發行而為之序。」  

刑事訴訟程序中證據取得之研究

為了解決公司帳冊的問題，作者巫淑芳 這樣論述：

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發現實體真實」與「保障程序正義」，「發現實體真實」係為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具體實現，而「保障程序正義」係藉由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以保障被告之基本人權，二者間互有取捨，刑事訴訟程序乃係在二者間權衡取捨，而對於各該證據資料之證據關連性及取證正當性之判斷，亦即對於「證據資格（或證據能力）」之判斷上，更彰顯前開二種利益間之權衡取捨。 在傳統思想中，對於刑事訴訟中之被告，總認為在「無罪推定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及「罪疑惟輕原則」之保障下，被告在刑事程序中並不負有舉證之負擔，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亦仍維持此項見解，惟在實際審判程序中，對於檢察官針對追訴之事實，善盡舉

證責任，促使法院達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之後，被告提出抗辯，欲行推翻法院之事實認定，似乎即應自行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推翻既有之心證認定，蓋檢察官既已針對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存在，且並無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善盡其舉證責任，則被告所擁有之「無罪推定原則」之保護傘，業已超過其保障之範圍，此時，即應責由被告自行負擔舉證之責，促使法院採信其主張，被告若不能善盡舉證責任，則法院亦將為其不利之判決結果；因此，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並非全然無舉證之負擔，僅係其承擔舉證負擔之範圍較小而已。 我國刑事訴訟法係採取「證據裁判原則」，必須透過證據以還原犯罪事實。而證據所欲證明之對象，亦即待

證事實，可以區分為「中心事實」及「非中心事實」。所謂「中心事實」，即指成罪事項而言，舉凡與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有關之事項均屬之。而所謂「非中心事實」，則係指非成罪事項，即除成罪事項以外者均屬之，包括阻礙成罪事由及刑罰限制事由。對於屬於「中心事實」之成罪事項，理當由檢察官承擔實質舉證負擔，亦即檢察官之舉證負擔係屬強制性之舉證作為，若未善盡舉證之責，將遭受不利益之判決結果，而對於「非中心事實」之非成罪事項，係由主張之人負擔舉證之責，亦即被告欲受到有利之事實認定時，即應自行負擔提出證據、說服法院之責任，惟被告因受到「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護，因此，被告前開舉證負擔僅屬任意性之作為，被告舉

證與否係屬其自由意志，被告未善盡舉證之責，所受到之不利結果，僅係其主張之事項無從認定為真實，至於對於被告有罪認定之不利判決結果，仍應審酌檢察官之舉證作為，不得因被告未就其應行舉證之事項善盡舉證負擔，即逕為被告不利益之判決結果。 被告既有舉證之負擔，即有取證之必要性存在，而取證責任之分配，應以舉證負擔之分配規則加以規範，將舉證分配之概念，回歸於刑事實體法之原有規範，將其區分為成罪事項與非成罪事項，有助於刑事審判中訴訟指揮權之明確，更有利於當事人對於舉證負擔之劃分，此即本文之構想所在。 被告既有舉證之負擔，即有取證之需要，證據取得之型態，原則上可以區分為「任

意性取得」及「強制性取得」。 所謂「任意性取得」者，係指對於自然發現之證據而言，證據本身不會變更或消失，當事人可以透過聲請法院勘驗之證據方法，以獲得證據資料。例如：對於交通事故案發現場之交通號誌設置、當時路況；對於兇殺案件之命案現場所遺留之血跡、指紋、拖行痕跡、兇刀、被害人之衣物等各項物理跡證。證據本身不會消失或變質，僅係等待發現而已，因此，並不會涉及被告或第三人基本權利之侵害問題。而所謂「強制性取得」，係指證據資料本身並無從自然發現，必須藉助政府機關行使公權力，發動強制處分權，積極干涉被告或第三人之基本權利而予取得者而言。例如：對於被告販賣毒品之相關罪證，必須透過搜索被告

之住處或其身體，始能獲取如毒品分裝袋、磅秤、帳冊等相關跡證。 任意性取證，又可區分為三種類型，（一）者為自然發現之證據，法院僅須透過勘驗之方式，即可獲取證據資料，如：在殺人案件中，對於案發現場之各項物理跡證之取得；（二）者為當事人自行取得並提出於法院之證據，如：被告身為公司負責人，被訴侵占挪用公款之業務侵占案件中，對於公司帳冊之提出說明；（三）者為透過法院之提出命令而取得之證據，如：被告被訴逃漏稅捐、違反商業會計法案件，對於公司帳冊資料之提出，當事人不願主動配合之時，法院認為帳冊資料係屬具有重要關連性之事證，依職權或聲請命令提出而取得之情形。任意性取證，因為係透過當事人自行

提出或係任意取得之方式，縱係依據法院提出命令而取得之型態，亦係經由持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直接提出，並無強制力之介入，即無取證正當性之考量問題，蓋因依據現行證據法則之規定內容，取證正當性之規範對象主要係針對政府機關之取證行為，私人之取證行為並非取證規範之效力所及，自無所謂程序正當性之考量問題存在，因此，針對任意性取證之審酌，僅在於證據關連性之問題，只要該證據資料本身與待證事實間具有重要之關連性，即得認為具備證據資格，容許於證據調查程序中提出，供為證據審查之對象。 強制性取證，亦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一）為透過法院強制處分權之發動而取得之證據，對於物理性證據而言，主要係指搜索、扣

押之行為，而對於供述性證據而言，主要係指合法傳喚後之拘提、逮捕之作為，如：司法警察官聲請取得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候選人之住處，搜索取得之賄選禮品，而予以扣押；又法院對於目擊被告性侵害被害人之證人，經傳喚未到庭，因其證言具有重要關連性，而予以拘提到案，以取得其證述內容。（二）為透過法院協助之行為而取得之證據之行為，被告得以藉由聲請法院傳喚證人、鑑定證人之方式，對於不願到庭陳述之證人，為拘提之強制行為，以獲得證人或鑑定證人之證詞或鑑定意見，如：兇殺案件僅有唯一目擊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法院乃以強制拘提之方式，要求目擊證人到庭證述者。（三）即為依據保全證據之聲請而取得之證據，依據新修正

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保全證據係屬取得證據之方式，透過法院之公權力協助，以事先將有毀損、滅失之虞之證據資料，事先予以保全，以供日後證據調查程序舉證之用。 事實上，保全證據，應屬證據法則之本然概念，蓋證據取得後，至提出法院進行證據審查前之階段，均有保全證據之問題，自無庸特別規定「保全證據」加以規範，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仍有本質上不相同之處，刑事訴訟程序中，搜索、扣押、傳喚、拘提及勘驗之目的，即在於保全證據資料，以供後續證據調查之需。保全證據係屬證據取得後本然應為之理，對於偵查中，檢察官取得之證據資料，當由檢察官負保全之責，以供日後提出法院舉證使用，而被告取得之證據資料，亦當透過扣押

或日後自行提出之方式，妥善保全，因此，「保全證據」並非取得證據之方法，現行法之規定，顯然對於刑事訴訟之「保全證據」概念有所誤認。 對於供述性證據之取得，如證人之證言，鑑定人之鑑定意見或被告之供述本身，被告可以透過聲請法院調查證據之方式，聲請傳喚證人、鑑定人進行詰問，獲取供述證據；而對於物理性證據，如物證、書證、文書證據等，若係自然存在者，被告當然可以自行提出，固無疑問，惟若該證據係存在於第三人之手，則被告既不可能獲得法律授權擁有強制處分權，既不可能自行發動搜索、扣押之作為，以取得證據，蓋因強制處分權之發動，會涉及第三人或被告基本權利之侵害，若無經過法律授權（即法律保留），私

人不可能取得強制取證權，因此，即必須有取證協助之規定，以提供被告面臨取證障礙時之救濟管道。 對於取證協助之規定，依據目前現有之機制，僅有調查證據聲請權、提出命令之請求及保全證據之聲請權三者，非若美國之制度被告得以擁有強制處分權，不過，因為在我國之刑事訴訟制度下，被告負擔舉證責任之範圍較小，僅限於「非成罪事項」之阻礙成罪事由及刑罰限制事由，因此，在有限舉證負擔之範圍內，現有之輔助機制，應當足以供被告作為排除取證障礙之用。 對於任意性取得之證據，因無強制力之介入，並無侵害第三人或被告基本權利之問題，因此，對於取得之證據，僅須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與待證事實間之證據

關連性程度即可。而對於強制性取得之證據資料，因有法院之公權力介入，以發動強制處分權，造成被告或第三人基本權利之侵害，則程序正當性之要求，即勢所必然，是以，對於強制性取得之證據，必須審酌程序正當性及證據關連性之雙重要件。各該證據資料，唯有分別通過證據關連性及程序正當性之審核，始得認為具有證據資格，而容許進入證據調查程序，資為證據審查之對象。 「證據裁判原則」，無非係希望透過證據能夠將犯罪事實完整重現，以發現實體之真實，藉以確保公平審判理想之落實。因此，整個刑事訴訟之裁判流程，應係以證據之取得為前提，而取證之分配則係透過舉證負擔之分配規則，進而提出證據，作為訴訟程序中之證據審查

對象，經由當事人對於證據進行辯證程序後，再由法院為證據評價，形成心證，做成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