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國家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為了解決共產黨國家的問題，作者KarlGerth 這樣論述：

量產無罪．消費有理 這就是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   一場體制內的資本主義試驗　由國家主導的集體消費欲望 跳脫冷戰二元對立迷思　對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全新解釋   ★★★★★  全面解密毛澤東時代的資本主義  ★★★★★   當代中國消費研究第一人　葛凱Karl Gerth　消費三部曲集大成之作   　　是什麼力量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世界？人們通常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彼此殊死較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即是終結資本主義。然而研究近代中國消費主義演變脈絡的葛凱認為，儘管階級鬥爭和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不絕於耳，但實際上共產黨的政策反而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

本主義，和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其不僅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更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並一直延續至今。   　　透過探討中國官方一系列的嘗試，特別是管控人們渴望的事物──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電影和時尚、休閒旅遊及毛澤東像章──葛凱挑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那些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最根本的設想。在回應當代中國龐大消費力對全世界的影響，以及展現人們對量產消費品的渴望背後，本書將關注那股巨大力量如何重塑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並再造人們的生活。   　　★三大件：毛時代中國三大明星商品   　　1.手錶 　　近代化及工業化的重要象徵。戴手錶象徵著一種時間的轉型、標準化及內化。

為了掌握這種較高技術勞力與科技的產品，中國將國產手錶視為一大目標，開始投入成本研發國貨，此外也透過嚴格管制手錶購買者資格，優先分配給可以擁有手錶的特殊社會成員。由國家控管的手錶生產及分配，讓手錶成為特殊身分地位（尤以貪汙幹部為甚）的象徵。因此，共產黨公開將工業化的優勢凌駕於消滅階級差異之上，從而擴大了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不平等。   　　2.腳踏車 　　因應都市化及運輸需求的先進移動科技。直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被汽車取代為止，腳踏車一直是重要的地位象徵。中國透過大量國產及品牌打造，助長了國內人民的「拜物化」，讓各地人民學會去渴望單一品牌的物品。另外，腳踏車與艱苦勞動的工人屬性，以及等同於男子

氣概的正面社會主義屬性結合。學會騎腳踏車成為男性的必備技能。而國家刻意的控管消費數量，也讓腳踏車在都市普及化勝過農村，深化城鄉不平等現象。   　　3.縫紉機 　　腳踏式縫紉機大幅增加婦女與女孩的生產力，再生產了紡織品生產的性別分工現象，造就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縫紉機同時滿足中國引進國外優越科技產品與創造草根需求的目的，每個經濟底層的人民都可擁有縫紉機修補破舊、增加生產。因縫紉機而增加的產量和額外收入更引發另一輪自我擴張的消費主義。此外，縫紉機與理想女性氣質的連結，也透過大眾媒體宣傳進一步強化；做為女子理想嫁妝的縫紉機，更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象徵。   　　★ 共產黨統治下的消費文化現象   　

　▶ 廣告→從大力抵制到宣傳「國家消費主義」 　　原先馬克思主義指責廣告創造出不實需求，並助長對盲目崇拜商品的社會現象，因此共產黨控制所有廣告公司及出版商，打算壓抑這種資本主義的手法。然而，國家並未消除廣告，而是將其用來改造成「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廣告形式，由上而下塑造並引導人民的物質需求，創造資本積累。此外，由黨管控的廣告也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正面形象及價值觀。   　　▶ 殺價→對政府宣稱「不二價」的不信任 　　討價還價給人們一種控制感，共產黨很難透過禁令來改變這種長期的做法。由於顧客不相信有合理價格的存在，致使黨中央推行不二價政策時遭遇很大阻礙，只好妥協。即使黨努力消除市場慣例，其政策還是只

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沒有提供一種夠吸引人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 排隊→社會主義成功的標誌 　　長時間排隊購物被認為是損害黨政策的信心，以及浪費潛在的工作時間，因此被國家認定為反革命運動。然而解放後的資源匱乏，日常用品隨時都可能售罄的恐慌，讓人們看到什麼就排隊購買。無法根除此現象的黨中央，開始透過媒體宣傳排隊是積極行為；排隊是因為人民有更多的錢可以花，排隊更展現了社會主義群眾的紀律跟美德。   　　▶ 毛澤東像章→男女老少都得戴，物質欲望浪潮的終極體現 　　文革十年初期用來表明革命身分的強大圖騰。其創造出來的毛澤東個人崇拜與共產黨社會價值象徵，很快地激起了一股物質欲望的浪潮，推動幾

十億枚像章在中國及全球各地生產、銷售和收藏。對毛像章的狂熱現象反映了工業消費主義的三大核心特徵：大量生產、無止盡地交換討論、以及透過持有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促進這種消費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精神。   專文引介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聯名推薦   　　汪　浩（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

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關於中國大陸在五○與六○年代的歷史，一般人的印象往往集中於政治整風、紅衛兵暴力、經濟實驗、政策災難及大規模饑荒等等，消費主義幾乎是完全無法想像也無法理解的。因為在一般認知裡，力圖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不太可能出現資本主義色彩濃厚的消費文化。葛凱教授的這本新書，正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詮釋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思考歷史時，應該重視與大時代相悖的各種現象。──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各界讚譽   　　本書試圖論證消費主義在現代中國從未銷聲匿跡。毛時代的「共產中國」亦然。雖然早有人將

毛時代的中國界定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本書從消費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新的資料與研究視角。本書的出版絕對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定位與評價「共產中國」。──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對毛澤東時代的消費主義做了出色的研究分析，忠實呈現了早期共產中國清規意識形態下的消費衝動跟行為。要理解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歷史，以及共產黨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緊繃與悲劇，本書至關重要。──Julia Lovell, author of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這本出眾的著作要求我們從頭到尾重新審視、評估整個時期。葛凱考察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

提出如何以消費主義的驅動來重新解讀這一時期。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如果你想討論中國消費主義，想理解中國消費者為何會有如此行為，理解他們所經歷過的獨特歷史連續性，你勢必得研讀葛凱的學術成果。本書是無庸置疑的典範之作。──Rana Mitter, author of China's Good War: How Memory of the World War II Past is Shaping a Nationalist Future   　　葛凱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研究從眾多學術研究的冷戰迷思中解放出來，它超越了過往扭曲我們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對立概念，將政治經濟學帶回辯論的中心

。──Oscar Sanchez-Sibon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這本極具挑戰與啟發性的研究，闡明了物質財富與欲望對毛澤東的中國有多麼重要。對於任何試圖了解消費何以變得如此強大的人來說，本書必不可少。──Frank Trentmann, author of Empire of Things: How We Became a World of Consumer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本書橫跨了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討論……強力推薦。──M. G. Rosk

in, Choice

共產黨國家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越南智庫對北京南海政策看法之研究(2009-2019)

為了解決共產黨國家的問題，作者武貴山 這樣論述：

在中國不斷崛起背景之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導致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增加。解釋中國對外行為以及中國與他國關係日益蒙受各國重視，尤其周邊國家旨在尋出適當的回應。對於越南而言，雙方關係雖然不斷發展，但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仍然尚未得以解決。這使得越南決策者必須深思對中政策、越南南海政策。在此過程中，越南智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意味著分析中國相關問題，包括中國南海政策成為越南智庫研究重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從越南對中政策，越南南海政策之中可看出越南智庫在內的越南不同社群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基本上，此形象可透過反映出越南智庫學者對中國南海政策的看法。本論文透過建構主義中信念、規範、以及認同等若干核心概念與知識

社群的諸多論述，同時，採用不同越南智庫學者具備不同的訓練背景和教育方式使得他們對中國南形象的認知有所不同，但是對中國南海政策卻持有相同的看法、越南智庫分析中國南海政策出發角度不同，使得他們對中國南海政策的看法不同等兩大命題來找出越南智庫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以及其影響因素。在本論文中，核心的論點就是越南智庫學者對中國形象較為複雜；既正面又疑慮。雖然越南智庫學者對中國總體形象持有正面的認知，但是在南海問題中，越南智庫學者對中國南海政策的目標以及其推動方式的認知具有一定程度疑慮的特點。此類複雜認知取決於越南智庫學者教育背景，越南內外的政治結構，越南社會發展脈絡，以及越南智庫學者之間和他們與研究對象。從而

，具備不同的教育背景、分析視角和層次使得身為研究中國重鎮之越南外交學院學者與越南社科院中國研究所學者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所以異同；這兩家智庫學者對中國南海政策的疑慮態度彰顯有所不同。此類不同的彰顯使得越南智庫學者在越南高層決策者制定對中政策過程中提供多樣、不同的選項。這些不同政策選項反映了越南回應中國的靈活特點。越南智庫學者所提供的政策建議不非完全相對立，反而，提供若干多元觀點。多元觀點就是存在越南內部中。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

為了解決共產黨國家的問題，作者蔣闊宇 這樣論述：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看百年前的臺灣勞工們，如何以超絕的行動和策略， 　　跨廠場、跨職業，全島總罷工，向惡老闆說「不」！   　　自己的幸福自己爭，日治時代工運這樣搞──   　　「景氣差？不如自己做頭家！」 　　經濟不景氣，老闆要減薪？罷工的新竹木工們開設另類工廠，不勞動者不准過問工廠營運。薪水自己定，生意沖沖滾（tshiâng-tshiâng-kún）！   　　「有工賊？來去他家吃一餐！」 　　高雄工人簽約協議組成「食飯隊」，罷工中如有違約或擅自復職的工賊，必須負擔其餘罷工者的生活費。一起到復職工人的家裡吃好吃滿！   　　「要降租！臺南房東嚇破膽！」 　　世界經濟大恐慌

，收入銳減，失業風行。臺南有由勞動者、貧民組成的「臺南借家人協會」，甫成立便有屋主聞風惶恐，主動降租！   　　本書作者蔣闊宇以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的新聞資料為本，逐筆整理與勞資爭議、工運事件相關的紀錄，重新編織出一套百年前臺灣工人們的「工運故事集」。不同於過往史觀往往繼承殖民者的「煽動敘事」，也不同於民族主義者側重抗日、民族認同，而將勞工視為面目模糊的被領導階級，本書致力於回到歷史田野，重新發現並建構臺灣勞工階級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探討臺灣工人們如何透過跨廠場、跨產業的合縱抗爭與罷工，影響了知識分子與左右兩翼工運集團的路線與主張，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前提出發，進而尋找整個勞動階級的共同出路。  

　　一九二○年代的殖民地臺灣工運史，可以帶給當代臺灣哪些啟示和體會？和百年前的臺灣工人們一起重返這場屬於庶民的戰鬥，在不同的時代，寫下抗爭的硬道理。   本書特色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林文凱專文推薦 　　◎首部日本時代臺灣勞工運動故事集 　　◎附《臺灣日日新報》大型勞資爭議報導一覽表   　　※本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作者簡介   蔣闊宇   　　南投草屯人。曾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秘書。著有詩集《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與周聖凱合編《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反勞基法修惡詩選》。現於愛丁堡大學研究歷史，面朝海波浪，想念黃昏的故鄉。 序一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林文凱 序二 反思當代、指向未來，從真誠面對歷史開始周聖凱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材料範圍 第三節 自主工運的史觀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歷史分期 第五節左右光譜 第二章｜黎明期（1926-1927） 第一節 自發性勞資爭議 一、1926年以前的勞工運動 二、臺灣最初的工會組織 第二節 新臺灣文化協會 一、社會問題研究會 二、臺北無產青年 三、臺灣文化協會左傾 四、工會工作的開展 第三節 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 一、高雄機械工會的組織 二、社會資源湧向高雄 三、臺灣鐵工所的產業地位 四、罷工戰略與政治想像 第四節 全島總罷工與後續工潮 一、全

島總罷工 二、五一勞動節（1927） 三、臺北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罷工 四、嘉義營林所大罷工 五、臺北人力車工潮 六、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 第五節 鐵工罷業的尾聲 一、調停者、警察與工會改組 二、罷工者行商團 三、勞工自主企業 第三章｜成熟期（1927-1929） 第一節 右翼工會崛起 一、民族主義、勞資協調與工團主義 二、新竹木工工友會 三、右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大稻埕茶業工人運動 五、臺北砂利船友會 六、臺北華僑總工會 七、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 第二節 左翼工會弱化 一、臺灣總工會 二、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 三、左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工友協助會與臺灣總工會 五、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

盟 六、臺灣工會臨時評議會 七、臺灣大眾黨 第三節 風雨中的勞動節 一、五一勞動節（1928） 二、基隆洋服工友會 三、臺北石工工友會 四、基隆船炭工友會 五、臺南安平製鹽株式會社大罷工 六、高雄淺野洋灰株式會社大罷工 七、臺北木工工友會 八、臺北金銀細工工友會 九、臺南理髮工友會 十、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與臺北印刷工會 第四節 臺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 一、臺灣工友總聯盟的組織架構 二、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 三、臺灣民眾黨與勞工運動 四、民眾黨內的階級鬥爭 第四章｜受難期（1930-1932） 第一節 臺灣工友總聯盟列寧主義化 一、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二、臺灣民眾黨左傾 三、三角戰略

四、大蕭條裡的組織工作 五、大稻埕金銀紙店爭議 六、高雄印刷從業員組合 七、臺北華僑錫箔工友會 八、新竹木工工友會罷工 九、高雄共榮乘合自動車會社爭議 第二節 臺灣共產黨與臺灣總工會籌備會 一、臺灣共產黨的工運政策 二、對臺灣共產黨的批判 三、蘇新與蕭友山的組織工作 四、改革同盟 五、高雄苓雅寮肥料袋工廠罷工 六、臺中菸草組合從業員罷工 七、宜蘭蔗渣工業試驗所爭議 八、臺灣出版工會籌備會 九、臺灣交通運輸工會籌備會 十、臺灣礦山工會籌備會 第三節 殖民地勞工運動的末路 一、共同鬥爭委員會 二、無產階級共同戰線瓦解 三、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 四、1932年以後的勞工運動 第四節 殖民地勞工

運動的結構性回顧 後記｜百年綦轍低迴遍   附錄 附錄一《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898-1926） 附錄二《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932-1940） 參考書目 序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反思日治時期臺灣社運史的幾個可能視角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很高興能為闊宇的這本書撰寫推薦序。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我曾經就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想像等議題，與指導闊宇這篇論文的黃美娥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討論。其後，兩年前我在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刊物《臺灣學通訊》中寫了一篇短文〈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在

該文中，我從臺灣經濟史的視角對於闊宇的碩論，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做了一些不同觀點的對話討論。大概因著這個緣故，有機會蒙闊宇本人與黃美娥教授的青睞，邀請撰寫這篇序文。   　　近三十年來伴隨臺灣民主化，臺灣社會與學術界開始有機會正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與文學，臺灣史與文學研究從「險學」變成「顯學」，而在這一新興學術浪潮中，或許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是最受關注與熱門的研究議題。臺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啟蒙與社會運動以及文學革命，可以說都起源於那個精彩時代，而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詮釋與重構，不僅是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歷史宣傳的重點，也是一九七○年代以來臺灣各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學術界

歷史論辯的焦點。   　　在筆者來看，本書有幾個層面的意義值得關注，首先，這本書在臺灣社運史料開發與利用上有其示範作用，雖然臺灣社運史的研究已有數十年，但既有研究基本上都僅依賴總督府的官方史料以及連溫卿、蔣渭水等社運重要參與者的相關史料，而闊宇這本書則費心整理了日本治臺五十年間的各種新聞資料，帶領我們前往歷史現場查看那些年間臺灣人的社運圖像。雖然晚近學界已經廣泛利用這些新聞史料從事各種主題的研究，但很少有如闊宇這份研究一樣，把這些新聞資料庫像是歷史田野一樣，詳細地逐筆整理了其內容，並透過與各種相關史料的比對，組裝與述說出一個不同於陳說的社運歷史。   　　其次，這本書對於臺灣的左派政治史研究也

有其積極意義，過去的左派政治史研究，受限於既有史料的性質，往往集中於總督府的帝國主義鎮壓敘事或者運動重要領導者的民族主義英雄敘事，但闊宇的研究的確如其所說的，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描述，盡力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狀況。闊宇囿於其左派帝國主義分析架構，書中對於右派政治人物在工運發展中的角色分析雖然未盡公平，但這種側重於普通民眾工運意識與行動的分析取徑，或許是過去側重於英雄與民族主義敘事的政治史研究應該參考的，對於我們認識日治中期臺灣社會民眾的意識狀態與政治化應該是重要的。   　　此外，這個工運史的描繪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發。在本書中，闊宇應用了一些臺灣產業史

的最新研究來說明個別產業勞工運動的發展背景，但這本書也描繪了很多過去經濟史研究未曾關照過的產業，譬如印刷、木工、紡織等多種產業。因此，透過閱讀本書，經濟史研究者也可進一步開拓一些新的研究對象與議題。另一方面，過去臺灣經濟史研究往往強調「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圖像，但本書有關工運的歷史敘事，則一定程度透顯了日治中期以來臺灣工業發展的圖像，補白、說明了臺灣產業史的一些重要發展面向。   　　闊宇在本書中對於日治中期臺灣工運發展的分析，奠基於其對該時期臺灣經濟史的一些看法，做為這個時期的經濟史研究者，我對其分析所借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定位有些不同觀點，但我不擬在此細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上述提及

的短文以及我的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詳細了解這些不同觀點。   　　「左手寫詩、右手搞工運」（新新聞記者報導語）的闊宇，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僅是日治時期工運歷史的重寫，同時也希望為今日的勞工運動開展新的「變革性政治想像」。因此，在此我只想介紹一些在分析討論臺灣一九二○至三○年代的經濟史、社會運動史與社會主義史等研究議題時，可以關注的一些研究典範與理論觀點。   　　首先，闊宇在這本書所採用的經濟史觀，一部分是當時臺灣左派與第三國際採取的列寧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這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壟斷資本主義論，用以說明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狀況；另一部分則是戰後一九七○至九○年代流行

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即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環的聯屬理論，來分析一九二○年代臺灣米糖相剋的產業結構下工人工資的變動，這一理論主要關切之前壟斷資本主義論所忽視的不同產業生產模式之間的聯屬關係。   　　一九二○年代晚期以來至今臺灣經濟史學界的幾個重要作品中，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1929）一書屬於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論，而凃照彥的《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1975）一書，與柯志明的《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2003）都可歸屬於聯屬理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雖然多方修正矢內原忠雄的觀點，但仍然強調殖民剝削

與支配的面向，然而柯志明雖然同樣採用類似的聯屬理論分析架構，但卻強調日治中期一九二○至三○年代晚期日本管制臺米出口之前，臺灣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明顯提升，換言之，雖然採用聯屬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但柯志明的分析結論卻是接近於晚近經濟史學界所謂的殖民近代化論（儘管實際論證架構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薪資與勞工運動之間的關聯時，雖然說是從廖偉程的研究中轉引柯志明的聯屬理論分析觀點，但實際上他的分析論點與其說是接近柯志明，不如說是接近凃照彥的殖民剝削觀點，即強調一九二○年代以後勞工薪資日益惡化。簡言之，柯志明的研究主要關切臺灣米作與蔗作的產業與農民收

入的聯屬關係，並未進一步延伸到工業勞工部分，但若依照其聯屬分析論點，並參照溝口敏行等人的實質工資統計資料，實際上並無其所謂一九三○年間嚴重倒退回一九二○年以前的情況。   　　其次，是與上述經濟史觀點相關的勞工運動解釋問題。闊宇在解釋勞工運動的發生時，強調：「經驗證明任何勞工運動的起源都是工人階級改善生活的願望，好了要更好，壞了要抵抗。」單看這句話會以為他將勞工運動的產生，完全歸結在經濟剝削上。不過，他的工運史解釋成功的地方在於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討論，潛在地說明了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勞工如何定義生活的好壞，與發展出改善生活的願望。   　　晚近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理論觀點，除

了帶有經濟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階級關係決定論外，主要有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與新社會運動論等分析典範。雖然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運動時，有時候受限於當時工運組織者的左派帝國主義論與階級分析話語，而過度強調了經濟剝削的面向，但他有關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分析觀點，涉及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心理認知與共識建構等議題，其實很可以與前述的幾種新的社會運動解釋觀點相互連結。   　　在此我想提醒的是，闊宇在本書的分析集中於工人經濟狀況與組織和集體的討論，這的確是工人運動分析最重要的基礎，但若配合前述的幾種社會運動解釋觀點來看，該時期工人運動史的出現，其實有必要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與

歷史脈絡中來分析。因此，有關該時期臺灣史研究所探討的一九二○年代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左派理念的傳布、殖民地統治體制轉向內地延長主義、一九二○年代前期臺灣右派主導的議會請願運動，還有同時期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這些與工人運動直接間接相關的各種制度、脈絡與環境，或許也可以適當納入解釋架構中。   　　最後，從社會主義史的角度來說，晚近臺灣左派的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者，仍一直將其對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認識停留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三共產國際時期，並未注意到戰後冷戰體系雙方左派思潮的先後更新。一方面，歐美自由主義陣營的左派思想家放棄了第三國際時期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改採經濟、政治與文化體系各具相對自主性的文

化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北歐與西歐國家的左派政黨也反對暴力革命的共產黨政略，而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綱，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透過社會福利政策的社會重分配體制，建立保護勞工與弱勢者的公平正義社會。另一方面，戰後追隨蘇聯的共產黨國家如東歐各國與中國、越南，則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實驗失敗後，不得不追隨西方已開發國家採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方略，並希望逐步建立社會福利體制。   　　當然如同最近幾年受到矚目的社會經濟學者T.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或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E. Stiglitz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等書所說，戰後一九六○年代以來幾十年間，

在北歐、西歐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逐步確立的這種維持經濟發展並一定程度兼顧社會分配正義的體制，並非必然可以持續下去並擴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近年來伴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資本流動日益快速便利，全世界的資本家們正在以提供投資與創造工作機會為由，威脅要求各國改變稅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嚴重戕害戰後以來做為社會發展典範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存續。但無論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這些學者們的解方顯然不是第三國際時期的暴力革命與廢除資本主義等傳統第三國際方案。   　　就闊宇本書所關心的當代臺灣社會如何從歷史學到教訓的問題，我想戰後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進展，的確仍有很多問題與挑戰，而

日治時代的臺灣工運史不僅對於工運等社會運動，還有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臺灣社會如何從過去變成當代社會，也的確能提供很多的歷史教訓。但我想進一步提醒的是：經歷戰後七十餘年社會變遷的我們，在反思與重估那一段工運的歷史與當代意義之時，也應放寬歷史的視野，將戰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變遷與學術史一併納入思考。同時，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的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僅向過去臺灣戰前的左派歷史求索，也必須將世界各國戰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納入考察，並思考如何壓制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民主體制的破壞性力量。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的「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

歷史時刻。在此之前，臺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臺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做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眾組織的重要性。 基於這份「勞工與知識分子之隔閡」的緣故，「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做為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分子全島性基層組織工作之一環，其爆發正象徵著這小小島嶼上「工人階級自發性」與「知識分子自覺性

」之匯流。 高雄臺灣鐵工所罷工的過程當中，在社會主義者連溫卿的倡議下，或許是受到1926年英國礦工總罷工的影響，單一工廠的罷工轉瞬演變成全島範圍的工廠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又演變為1927年度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鬥爭—在這遍地開花的工潮當中，民營事業的勞工對上資方，國營事業的勞工對上國家，一場罷工連鎖造成另一場罷工，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造成全島工人階級的組織化浪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與此同時，臺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裂解成左右兩翼的島內反殖民知識分子，亦在這股工運浪潮當中拉攏各地勞工，增強各自的組織勢力。他們以不同的政治藍圖、實質的支援行動以及運動的成果，樹立起己方的威信。不過，儘管

左右兩翼運動者形成競爭態勢，至少在表面上，雙方仍維持著「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在基層工人組織之內同進同出。《臺灣民報》的評論者將這段時間稱為「勞動運動的黎明期」。

習近平權力掌握之研究：以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例

為了解決共產黨國家的問題，作者闕志鴻 這樣論述：

中共近年來在國際環境下面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問題，需要有一個機制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中共在2013年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宣佈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藉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國安委負責統籌協調和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隨著國安委的設立中共政治權力結構產生變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作為新機構領導組長將使權力地位更為牢固，掌握更大實權。中共設立國安委可加強對外維權，對內維穩的功能，解決社會動盪和危機，重新塑造中共合法政權，習近平亦可藉由國安委提升個人政治影響力，掌控黨、政、軍的所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