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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共化潮流下的公共電視公共性─以公視「圓桌論談」為例

為了解決前新聞局長是誰的問題，作者陳怡慈 這樣論述：

本文研究結果分成兩部分： 一、「政策面」研究結果 本文將「公共電視法」三讀通過前17年劃分成「九O年初前」及「九O年初後」，比較這兩個時期裡支持公共化與「反」公共化的主要代表勢力，及被建構出的公共性「典型」。研究發現，九O年初以前，國家機器（以新聞局為代表）是廣電媒體公共化的主要推動者，彼時國民黨一黨獨大、黨國不分，家長政治的威權，壓制了「反」公共化的三台與「反」公共化的學院菁英（以傳播學者為代表）。三台的「反」公共化並不是因為不認同公共性論述的理念之爭，而是為了防止自身優勢可能遭剝奪的利益之戰，因其不滿外界主張從三台撥錢挹注公視發展及被公視節

目「寄生」頻道的處境。至於「反」公共化的學院菁英，則是提出不同的公共性論述觀點，例如：學者漆敬堯即主張不應用全部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只有少數高級知識份子看得懂的節目。 九O年初以前行政權獨大，不論是三台或學院菁英均為國家機器所壓制，「反」公共化的聲浪並不大。例如：儘管三台要求公視退出晚間九點至九點半時段，在新聞局長「礙難同意」的回應下，三台也莫可奈何。而「反」公共化的學院菁英，亦只是偶爾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慨陳己見。這個時期裡，公共化與「反」公共化之間的對抗情形並不明顯，反倒是推動公共化的國家機器與支持公共化的學院菁英間，有較多的互動。儘管這兩群人均「要」公共化；然而，兩者對於公

共化的實質意涵與實踐策略，存在不同看法。支持公共化的學院菁英最常批評國家機器的一點，在於其認為國家機器的公共化實際上是「以『公共電視』之名，行『政府電視』之實」，並不是真心想建立一個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的公共電視。 九O年初以後，台灣的政治氣候有了明顯轉變，第二屆立法委員全面改選後，社會上有了較以往具民意基礎的國會議員，政府行政體系開始受到立法權的制衡。伴隨國家機器控制力的鬆動，推動公共化的主力改由支持公共化的市民菁英擔綱。市民菁英的組成，以九O年初前那群原就支持公共化的學院菁英為主，並擴大參與加入其他民間團體，她們不再像九O年初前那樣，只是在報章雜誌上寫寫文章、罵罵

政府，而能更積極、主動地經由社會運動進入政治場域，參與公共性的界定並左右公視政策。國家機器的式微除了讓支持公共化的市民菁英興起，也讓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反」公共化勢力有可趁之機，這個時期裡「反」公共化的主要勢力，以三台及「反」公共化的學院菁英為代表。面對外界要求撥錢挹注公視的主張，三台透過綿密的黨政關係與為其利益喉舌的民意代表，在公視法草案二讀時成功封殺「無線電視台每年必須自營業額中提撥百分之十，作為未來公視主要經費來源」的條文規定。而「反」公共化的學院菁英也較九O年初前活躍，不論是報章媒體、研討會或相關活動場合，均不乏其「反」公共化的論據。 除了上述所言的公共化與「

反」公共化主力改由不同人馬擔綱之外，九O年初後，公視議題的競技場也從行政體系轉到立法部門，雙方角力過程變得更具複雜性與妥協性。立法委員對於要不要公共化或公視該不該建台等相關議題，各有其支持與反對立場。1997年4月，媒體披露國民黨中央政策會達成公視原則廢台的共識，消息傳出後輿情譁然，市民菁英與部分社運團體、立法委員等展開串連，她們或投書、或遊說、或上街頭、或燃燭靜坐，無一不是因公視建台可能無望而力挽狂瀾。值此公視建台危急存亡之際，前新聞局長蘇起也提出不製播每日即時新聞、人士預算精簡…等的「小而美」公視建台新方案，多方折衝妥協後，「公共電視法」終於在1997年5月三讀通過。

第三章第一節的「分析」部分提到，支持公共化人士在政治上獲得的妥協性勝利有三項意義：一、它是歷史性公民權提升的象徵。從早期被壓制的、被動的、消極的「沈默大眾」性格，轉變成具主體性自覺、主動的、積極的「市民」性格，是學院人士為主導的市民菁英所展現的本質蛻變。二、它是精英對商業缺失的聯手抵制。不論是統治菁英或市民菁英，均憂心商業廣電可能把社會帶往膚淺瑣碎、低俗敗壞的娛樂方向，就「制衡商業電視缺失」而言，兩者有同仇敵愾的公共化合作基礎。三、公共性精神和實踐上潛藏危機。儘管支持公共化的市民菁英取得政治上妥協性的勝利；然而，缺乏黎民百姓參與構築的公共性，面對全球「反」公共化的發展趨勢，及本土製作環境早已運

行有年的商業主義夾擊，能否在實踐層次上驗證出自身存在的價值，或者是將帶來公共性精神和實踐上的緊張關係？有待檢視。 第三章第二節比較了九O年初前／後，國家機器、市民菁英主導建構下的公共性歷史意涵，發現「公共」從一開始被當成近似「國家、政府」的概念，到後來逐漸加入文化因素的考量，再到公視法上出現的「公眾」字眼，我國公視的公共性隨著時間變化而日漸豐富其涵義。九O年初前的公共性，強調「非商業」、「優質節目」及「鼓勵創作」等文化層次的概念；九O年初後，除了延續上個時期強調的公共性概念外，還加入「非政府」的訴求，也就是「公共領域」的概念，這是國家機器主導的公共性與市民菁英主導的公共性顯

露的最大差異點。市民菁英強調公視獨立運作、不受政治與商業干擾的特質，是其在上一個階段裡，批評公視始終無法脫離國家機器操控的理念延續。隨著「公共領域」、「弱勢族群」、「多元文化」及「普及服務」等新涵義的加入，九O年初後的公共性不僅更有理想性格，且愈趨近世界公共廣電體系所倡言的公共性風貌。 1997年「公共電視法」三讀通過，公共性有了合法的權威，是公共電視台 據以經營的理念來源。公視法的公共精神主要見於總則第一條與第十一條，其所宣示的公共性有幾項特色：一、它以「公眾」一詞取代過往用「觀眾」來稱呼電視機螢幕前的訊息接收者，是對閱聽眾角色的積極界定；二、它明確指

陳公視的所有權為國民全體，就這點而言，公共性有了數量的觀念；三、它強調「公共」是有別於國家、市場的領域，不應受政治與商業干擾；四、它明確揭示人民使用媒體的權利，是社會對閱聽眾主體性的肯定。 第三章第二節文末提到，法條對公共性的界定並不代表其在實踐層次上能被完整落實。九O年初前國家機器主導公共化，「以『公共電視』之名，行『政府電視』之實」的掛羊頭賣狗肉行徑，為公共性帶來精神和實踐上的緊張關係；九O年初後，改由市民菁英主導的公共化，能否緩和公共性在精神和實踐上的緊張關係？「執行面」的研究結果或有助於剖析此一問題。 二、「執行面」研究結果

支持公共化的市民菁英在1997年取得政治上妥協性的勝利，公共性有了被實踐的契機。具高度理想性格的公共性，面對全球「反」公共化聲浪不斷增長、一般大眾反應冷淡、在地製作環境商業氣息瀰漫…等不利條件影響下，被操作出來的「實質」意涵為何？「執行面」研究問題以「圓桌論談」製作群為例，探討她們在公共化與「反」公共化對抗過程裡，執行節目公共性的心得。研究發現，旨在「即時反應當天重大新聞」的公視新聞類／談話性節目─「圓桌論談」，節目成立之初欲實踐的公共性主要有三：「彌補商業」、「公眾教育」及「弱勢族群」概念。第四章第一節訪談資料顯示，儘管製作群試圖開拓、豐富前述公共性的實質內涵，操作後卻發現，電視製作

的侷限性、新聞價值的類似性、議題取材的有限性、主持人轉化能力、收視率高低、立委與上司的指示…等因素，抑制了節目公共性的揮灑空間，此與公共責任派（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critique）批判公視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專業的傲慢、官僚體系和僵化的行事，限制了公眾參與公共電視（Trine Syvertsen，1991：108-9）」。這情形可從三方面來說明： 首先、就「彌補商業」概念而言：製作群邀請的來賓仍多以產官學界的能言善道者為主，受訪者指出，電視是很淺碟的東西，言說能力與領域的專業知識，是談話性節目決定邀請誰上節目的主要考量。討論政治議題時，製

作群雖持「黨派平衡」思考，究其實質內涵，還是指社會上的前幾大黨，其他小黨或無黨籍人士仍舊缺乏參與的機會。此外，議題來源與商業電視的新聞類／談話性節目類似，多取材自平面媒體的既成報導，在「趨勢設定」與「共鳴效果」影響下，題目類型或不同觀點的創造與激發或少或多受到掣肘。況且，首任總經理廖蒼松辭職後，繼任者李永得亟欲提升公視收視率，指示製作群總統大選「圓桌論談」不能缺席。節目的議題選擇從早期廣泛多樣的討論類型，到愈來愈聚焦於政治與選舉議題…等，均傷害「彌補商業」的公共性訴求。 其次、就「公眾教育」概念而言：第四章第三節受訪者對主持人太過菁英 的批評，顯示製作群

不滿意主持人在節目知識轉化上的表現。主持人過於菁英為何讓製作群憂慮？無法親近民眾，則「公眾教育」的公共性訴求難竟其功；況且，在國人慣常以收視率高低來評量節目好壞的思維下，類似前立委范巽綠「公視收視率太低」的詰難，難保不再重演。該節末尾分析，同僚們的觀感反映的其實仍是對節目「不叫座」的焦慮。收視率不死，它只是以精巧方式附著於製作群腦中，替公視的公共性守門。 再者、就「弱勢族群」概念而言：第四章第一節訪談資料顯示，弱勢族群議題、女性議題收視率低，最教製作群感到氣餒，受訪者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圓桌論談」收視群多為男性菁英，果真如此與否不得而知。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當製作群努力挖掘弱勢

關懷議題，卻得不到收視數字上肯定的回饋，襲上心頭的無力感與挫折感，在面對外界壓力時能有多少繼續堅持的勇氣？著實令人懷疑。 第四章第二節分析「圓桌論談」公共性實踐的壓力來源，研究發現，當初大力支持公視建台的立法委員成了今日指責公視最兇的人。這些立委抨擊公視經營團隊不適任，節目製作品質、內容及方向有問題…等，其據以質疑公視績效的主要標準正是低落的收視率。前立委范巽綠甚至要求公視至少在2002年以前，達到如民視開播一年多即進入前十名的水準。立委的公共性素養與公視高層的迎合心態，透過預算審查權及政策指示的行政力，聯袂左右「圓桌論談」的公共性實踐方向，是所謂「看得見的手」。「看得見的

手」頻頻施壓，主因意識型態上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在作祟，它有個別名就叫「收視率」。立委要求收視率、總經理以提升收視率為己任，是「圓桌論談」製作群公共性實踐上難以承受之重。而低落的收視率氛圍對製作群的影響包括：「叫好／叫座」間擺盪、自信心受影響、定位困惑增加及節目評估準則何在？…等掙扎與質疑。第四章第二節「分析」部分提到，定位屬性影響節目評估標準的建立，「叫好」、「叫座」孰輕孰重？又是公視自身定位上難解的習題。於是，伴隨收視率而來的內外部壓力，便在這一團迷亂中，經由「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輕易扳倒製作群的自信心。 第四章第三節裡，一名「圓桌論談」製作人更是等不及上述剪

不斷、理還亂的紛擾被釐清（或根本釐不清？）之前，便已發出反挫公共性的言論。公視內部節目採用的是「製作人制」，這名原本被預設為應帶頭實踐節目公共性的樞紐人物，不以為然部分主流論述所倡言的公共性，並以其實際操作「圓桌論談」後的心得，直陳對公視意涵有太多期待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反詰公視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和商業電視不一樣，並批評人民對公視的要求是縱容三台的差別待遇。本文在「分析」部分詮釋其反挫公共性談話的背後意涵：「不知如何期待的公共性？」是該名製作人對我國文化土壤裡原就脆弱、淺薄的公共性養分，真誠坦率的描述；「為什麼不能一樣？」是多頻道環境裡，公視能否在強烈競爭中存活下來實際操作後的反詰；「民粹式的邏輯

思考」指控，表面上雖一反「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全體」的立法旨意，背後訴說的其實是更深沈的悲哀。執行者視公共性實踐為一場失敗的實驗，並將之歸咎於黎民百姓低落的公視素養。殊不知這非理性指控流露的正是執行者自身的缺乏公視素養。製作人是科層組織的中間管理者，得為節目成敗負責，其感受到的壓力也較科層組織底層的記者群來得大，從「圓桌論談」一名製作人反挫公共性的談話，不難感受「立委」、「總經理」及「收視率」這三座大山交織而來的壓力是何等沈重。 綜合第四章第一至三節的研究發現，第四章第四節回頭檢視「圖1-4-1：研究架構圖」，並對圖中各要素的關係加以補充說明。本文發現，「圓桌論談」節目在公共性

的精神與實踐上存在斷裂危機。換言之，將市民菁英原先在政治上獲得的妥協性勝利放到社會實踐層次，仍舊無法規避全球「反」公共化發展趨勢、在地商業主義瀰漫、固有公共性文化脆弱、電視製作有其侷限…等不利因素的影響。而且，執行後的節目公共性儘管仍高舉「公共」之名，實際上卻成了逐漸與「反」公共化市場主流價值靠攏的「新公共性」（或稱「假公共性」）。連結「執行面」公共性實質與市場主流價值（即「競逐收視率」）的，正是「收視率」。儘管其對公共廣電與商業廣電存在不同意義；然而，收視率不只可作為廣告營收的參考依據，也是了解觀眾反應的指標之一。公共電視也許不必像商業電視那樣「唯收視率是從」，但仍舊需要瞭解觀眾反應，節目「

有多少人在看？」、「是什麼人在看？」是公視始終得去面對的問題。 公共性精神與實踐上存在緊張關係。九O年初前在於國家機器或基於「（電視）文化賄賂」、或抑制反對運動、或制衡商業缺失…等的「以『公共電視』之名，行『政府電視』之實」的掛羊頭賣狗肉行徑；九O年初後公視法通過，公共性有了被實踐的合法權威；然而，其實踐與精神上的緊張關係並沒有因為市民菁英的接棒而獲得舒緩，反倒以另一種風貌出現，成了傳統公共理念與資本主義商業邏輯間的拉鋸戰，而這場未完的角力，將隨著全球及在地的公共化與「反」公共化間的複雜連動關係，在二十一世紀裡持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