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富國的糖衣：你應該要知道貿易戰、經濟衰退、自由市場、產業轉型的陷阱與解方

為了解決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的問題，作者Ha-JoonChang 這樣論述：

　　◎授權超過18國語言，獨家收錄作者台灣版序言 　　◎最犀利的經濟正義辯論，變局中最實用的經濟指南 　　努力在世界拼經濟，卻發現訂定規則的富國說一套做一套！ 　　與國際接軌暗藏多少陷阱？外資是掠奪或促進發展？ 　　如何避免落入富國過河拆橋的陷阱，真正自立自強？ 　　聲譽卓著的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夏準，仔細檢視西方富裕國家和東亞經濟體的發展進程，指出當今的經濟大國如美國和英國，還有台灣、韓國、日本，崛起過程都得利於施行保護主義，掌控國營事業與金融、管制國外投資、忽視智財權等來刺激經濟成長，並且以發展自己的高生產力產業為優先。 　　如今，富國卻不允許開發中國家採取經濟干預措施，甚

至透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WTO等代理人，威脅和收買開發中國家，嚴重妨礙長期投資、經濟成長，以及創造工作機會的能力。 　　在富國主導的貿易框架下，包括台灣在內的開發中國家被迫要遵守規則，因此更需要審視自身和各國的發展歷程，才能有更開闊的思維，找出最適合我們的發展策略。 　　國際貿易獨厚富國，我們正在被壓榨： 　　◎智慧財產權制度失衡：知識猶如向下的水流，但是國際智財權的保護卻像攔水壩，讓原本可以灌溉肥沃的農田變成技術的荒地，落後國家更難獲得新知識。 　　◎外資的風險多過好處：開放資本市場後，對金融和外匯存底造成負面衝擊。當地員工只能組裝，學不到新技能，短期能讓貧國富有，卻扼殺

國內本來可能成長的產業。 　　◎勞工在未來賺得更少：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經濟活動，降低勞動力需求，增加失業。富國自己放鬆貨幣政策，卻強迫開發中國家縮衣節食，造成高失業率，甚至引發衝突和民粹。 各界熱烈推薦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林立青｜《做工的人》作者 　　喬姆斯基｜MIT榮譽退休教授，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史迪格里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馬丁‧沃夫｜《金融時報》首席主筆 　　賴瑞‧艾略特｜《衛報》經濟版主筆 好評推薦 　　這本書很有趣也很好讀，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關於後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

主張。同時，當今正值世界大變局，新世紀中國經濟崛起，二○○八年全球發生金融危機，二○二○年出現新冠病毒疫情等，而美國在主客觀方面都改變了其主導性位置，大局變動中更需要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如果你知道法律、社政、文化和弱勢照顧議題等社會科學，不能只聽單方面的說詞，需要辯證和看看過去的背景和條件後，再確認是否為真實，那麼為什麼談到生活中最重要的金錢和財富時，我們的社會卻輕易地只接受了一套簡化的說法呢？這本書的存在正是告訴我們，必須先知道自己的狀況，不要隨便相信那些所謂專家的建議是對的，也不要把他們當成好撒馬利

亞人，因為他們正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將毒藥包裝在糖衣之中，讓你吃下去。─ 林立青，《做工的人》作者 　　一本充滿智慧、活力，以及具有爭議性的著作，讓我們透過嶄新的視野來看待全球化。─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清晰易懂且論述深刻，並輔以生動的例證，如此具有洞悉力的研究可稱之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張夏準比較經濟發展的標準理論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實際情況，揭露兩者間的背離之處。他犀利的分析顯示，奉行主流理論如何又為何會造成嚴重且無止盡的傷害，特別是對於最脆弱而缺乏保護的國家。他更進一步提供切實且建設性的方案，以可靠的經濟理論和歷史依據為

基礎，能夠重新規劃全球經濟，並且朝向更人道且文明的方向邁進。他並警告未採取正確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嚴正而貼切。─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這是一本讓人讚嘆的好書，經過深入的研究，探討的視野具有全觀性，而且文筆優美。對於執著於成長和全球化「一體適用模式」的人士而言，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我強烈呼籲各位要好好看過這本書。─賴瑞‧艾略特（Larry Elliott），《衛報》經濟版編輯 　　無論是什麼主流的意識型態，都需要有人可以直指問題的核心。本書作者對全球化的評論，說不定是這世界上最鞭辟入裡的。他不會否認開發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之中的好處。但他援引歷史的殷鑑主張，必須讓這些

國家以自己的條件進行整合才行。─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首席主筆、《新世界藍圖》作者 　　抨擊正統的自由貿易之作，研究詳實且淺顯易讀。─《美國商業週刊》 　　書店架上隨處可見的經濟學家及評論家著作，以枯燥貧乏的方式，試圖解釋何以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對所有國家皆不可或缺。如今，這本書是我所見過對自由貿易的批判中最聰敏的回擊。對正統的開放市場說法一直存有戒心的讀者，將會欣喜於本書的說服力。張夏準來自劍橋大學經濟學院，懂得如何述說資訊龐大且引人入勝的故事，以面對全球化擁護者的教條式宣傳。自由貿易的信奉者將會被迫重新檢驗，甚至收回意見。張夏準的著作理應擁有廣大讀者，尤其是對於

開發中國家，能喚起他們對私募市場及自由貿易更謹慎的態度。─保羅‧布魯斯坦（Paul Blustein），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 　　本書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論據，論述詳實且審慎嚴謹，遠遠超越大多數反全球化的泛泛之作。─《紐約太陽報》 　　只要是對這些議題有興趣的讀者—任何一位讀者—我都會推薦這本書。─包柏‧傑多夫（Bob Geldof），創作歌手，曾籌辦1985年Live Aid和2005年Live 8  

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為了解決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的問題，作者卡爾．博蘭尼 這樣論述：

自由市場烏托邦的誕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滅 從工業革命到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線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啟發性的經典作品 　　新版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鉅變》書寫出版於二次大戰期間，面世後隨即成為經典作品，影響深遠，近年更愈受重視，是重新檢視當前劇烈波動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經濟弊病極具價值的參考點。 　　博蘭尼在書中追溯工業革命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巨大轉變，尤其是自律性市場經濟的興起。他認為經濟活動原本就內含於整體的社會生活當中，受人類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控制，然而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自由

市場理論卻主張經濟應當脫離其他事物的束縛，讓市場自我調節才能達到最大效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不但推動經濟與整體社會脫離，也進一步將社會其他層面套入自由市場邏輯，從而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反撲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博蘭尼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自律性市場興起與失敗的歷史分析，以及不同於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這個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序言，還有經濟社會學重要學者布洛克（Fred Block）的全新導論，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核心看法與當代意義。這次的中文譯稿亦經過重新修訂。 作者簡介 卡爾．

博蘭尼 Karl Polanyi（1886-1964） 　　成長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曾任《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資深編輯，納粹於德國掌權後舉家遷往倫敦，數年後移居美國與加拿大，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博蘭尼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之一，除了經典作品《鉅變》之外，也合編了《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及《基督教與社會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的學生為他整理出版《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

nd the Slave Trade）及《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兩本論文集，並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堂講稿編為《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 譯者簡介 黃樹民 　　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於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等。 修訂／吳崢鴻 　　高雄人，東吳大學德

文系畢業，現為春山出版主編。 序言｜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導論｜布洛克 Fred Block 二○○一年版說明 作者謝誌   第一篇　國際體系   第一章｜百年和平 第二章｜保守的二○年代，革命的三○年代   第二篇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居住環境與進步 第四章｜社會與經濟制度 第五章｜市場制度的演進 第六章｜自律性市場及虛構商品：勞動、土地與貨幣 第七章｜一七九五年的史賓翰連法案 第八章｜前提與結果 第九章｜貧窮與烏托邦 第十章｜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第二卷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人、自然與生產組織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 第十三章｜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 第十四章｜市場與人 第十五章｜市場與自然 第十六章｜市場與生產組織 第十七章｜受損的自我調節機制 第十八章｜使國際經濟瓦解的壓力   第三篇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大眾政府與市場經濟 第二十章｜社會變遷齒輪中的歷史 第二十一章｜複雜社會中的自由   資料來源注解 1. 權力平衡：政策、歷史法則、原則與體系 2. 百年和平 3. 黃金線的斷裂 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勢力消長 5. 金融與和平 6.「社會與經濟制度」參考資料選輯 7.「市場制度的演進」參考資料選輯 8. 有關史賓翰連的文獻 9. 濟貧法與勞動組織

10. 史賓翰連與維也納 11. 為何不選擇惠特布略議案？ 12. 迪斯雷利的「兩個國家」和有色人種問題   譯者後記｜黃樹民 序言 　　很榮幸能為博蘭尼這部經典著作寫序。這本書討論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歷史鉅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當時歐洲文明所經歷的轉變，今日看來就如同當代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轉變一樣，因此博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他的主要論點與關懷，與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及二○○○年在布拉格上街遊行的示威者一致，都是對抗國際金融機構。麥凱佛（R.M. MacIver）在本書一九四四年初版的導讀中，以先見之明指出：「

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瞭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都還只是存在於紙面上的構想計畫。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並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往後提出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要為一本論點複雜且嚴謹的專書，以短短幾句話來摘要其精髓，既困難也易失之偏頗。雖說這本半世紀前出版的書，在語彙的使用及經濟學的觀念上與當前並非完全契合，但博蘭尼所提出的議題與觀點，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論點包含幾項見解：所謂「自律性市場」從未真正有效運作；自律性市場不只是內在運作有明顯缺陷，它帶來的結果也同樣有很大缺陷（例如對窮人的影響），使得各國政

府不得不介入干預；此外，改變的步調快慢對其帶來的結果也至關重要。博蘭尼的分析明確指出，坊間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亦即經濟成長會讓窮人在內的全體民眾都受益，實則缺乏歷史根據。他也釐清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例如：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形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僕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形態，需要的時候則呼籲政府干預，以追求自身利益。 　　在博蘭尼撰寫《鉅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局限性。然而，光靠自律性市場自身的運作就可帶來高效率且公平的資源分配這種論點，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持。只要在資訊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

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較為公允的立場，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制，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只不過市場與政府兩者具體職能的分界如何，仍有爭議。譬如，一般學界皆接受政府監督管理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但至於該如何監督管理，卻仍無定論。 　　當代社會提供了許多證據得以支持過往的歷史經驗，亦即經濟成長也可能導致貧困人口增加。不過，如同我們從一些先進工業國家的實例中看到的，經濟成長的確能為大多數人帶來極大益處。 　　博蘭尼十分強調自由勞動市場、自由貿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貨幣自我調節機制之間密切緊扣的關係。他的著作可

說是今日主流的「系統論」（systemic approach）之先導，而在他之前則是世紀交替時的「全面均衡論」經濟學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現在仍有一些學者服膺於金本位制理論，並認為當代經濟問題正是因為違背了此一制度所致，這也為倡導自律市場機制的學者帶來更多挑戰。浮動匯率已是今日國際金融的主流，這可以說有利於主張自律性市場學者的觀點。畢竟主導國際貨幣交易市場的規律，不應該異於其他種類市場的規律。但也正是在這個點上，自律性市場的弱點充分暴露了出來（至少對那些忽視這項制度的社會影響的人來說是如此）。已有充分證據顯示，這類市場（一如其他資產市場）常出現過度

波動的現象，也就是波動的幅度大於經濟基本面的變化所能解釋的程度。另有許多證據也顯示，當價格（以及更廣而言的投資者預期）產生太過劇烈的變動，會對經濟體造成傷害。最近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提醒了現今年輕人他們的祖父輩在大蕭條時期已記取的教訓：自律性市場並不像那些吹鼓手宣稱的那樣會一直順利運轉。即便是如美國財政部（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捍衛自由市場制度的堡壘，都不認為國家不應干涉貨幣匯率。不過他們卻從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何以貨幣市場應該異於別種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紀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宣稱堅信自由市場機制，但本身

卻是一個經常干預貨幣匯率的公家機構；它提供資金給外國債權人紓困，卻向國內企業收取會導致破產的高額利息。勞動與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出現過。諷刺的是，今日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勞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此外，儘管那些先進工業國家總是向低度發展國家告誡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他們更在意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市場給發展中國家那些具有相對優勢的物品與勞務。 　　時至今日，論爭的焦點跟博蘭尼寫作之時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只有立場極端的死硬派，才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面控制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認市場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

大差異。有些觀點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們其實是偽裝成經濟科學與良好政策的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近年來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此外，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同意，許多國家的管制法規既不能強化其金融體制，也對經濟成長沒有幫助，自然應予廢除。但那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ers）卻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遠，遵循他們建議的發展中國家都產生了災難性後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明證。但是早在最近幾次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就已經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並將窮人推上風頭浪尖，然而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信念卻只有微不足道的證

據。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家發揮其相對優勢，提高人均國民所得，但可能會導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高的發展中國家，因貿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明顯大於因此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顯：它結合了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以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認為，把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民所得。服膺於自律性市場的人堅信一種賽伊法則（Say’s law），亦即勞動供給會創造出對自身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因為這對勞方的工資要求會帶來向下調整的壓力。

但是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明確顯示了經濟失調的狀況，我們在許多國家都可以見到各種失調的充分證據。有些自律性經濟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於政府，然而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博蘭尼曾指出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才又被重新提出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則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已日漸受到肯認，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彙卻已多所改變，例如吾人今日會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到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面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無處不在的貧困與髒亂等現象，對社會和諧會產生災難性的影

響，並且造成暴力程度節節高升。我們認知到俄羅斯推動經濟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蝕了當地的社會關係、破壞了社會資本，甚至導致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認知到國際貨幣基金在印尼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毫無意外造成了政治與社會動亂（從該國的歷史來看，會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致長久以來的社會關係破裂（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而破裂的社會關係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投資者對於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係如此緊張的國家會感到擔心，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也會將資金移出，從而產生負面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發展出它們照顧貧困無依者的具體方法。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

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面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僱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無時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個人是無計可施的。無論他們是否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大加讚譽的彈性工資（這代表受僱者得接受無償解僱或自願減薪），他們本身並沒有辦法推動這樣的改革，即便這樣的改革會帶來允諾中大家想要的充分就業效果。而且這並不表示只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會馬上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理論」（insider-

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出何以勞動市場並不像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運作。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並非幻覺。當代社會必須發展出應對失業的方法，自律性市場經濟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至少並沒有提出社會能接受的方法。（其實對此也有幾種解釋說法，但是與我要講的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的應對機制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機制前，新的需求已經產生了。不幸的是，十九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遺忘腦後。 　　社會應對機制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上個世紀末就有兩個鮮

活的例子可茲說明。前面已經提過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財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不履約。當時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私人信貸機構借給私人貸款人。當借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產。破產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產違背了契約的神聖性。但它們卻無視於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它們寧願提供經費給這些國家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謹慎的外國貸款機構。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卻推行一些傷及無辜工人與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們與危機的形成毫無關係。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家已是共產主義實驗的犧牲

品，卻又被置入下一個實驗：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律及制度架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制。就像七十多年前布爾什維克強迫俄國社會快速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強迫俄國社會進行另一種快速變遷，由此帶來災難惡果。他們向俄國人民保證，只要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飛騰—因為沒有效率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扭曲資源分配，又因為社會所有制而缺乏誘因，這一切將由去中央化、自由化與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經濟飛騰並未出現。俄國經濟體萎縮近半，貧民人數（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將少數一些人造就成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豐饒的

國家。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訴全世界，這裡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資本卻只往一個方向流動。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後大量的國內資本往外湧出。由於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會共識。那些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後自己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而不會投入一個面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家。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那些巨富寡頭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移到國外。今日來看，這些當年錯誤政策的後果已經浮現。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很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回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於保證這些寡頭巨富不

受動搖。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博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發展中國家及轉型中的經濟體應如何達成鉅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博蘭尼揭發了自由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道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出資興建。替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農業生產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制。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干預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要求進一步開

放由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進口，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雖然這樣的政府干預有時候會得到辯護，認為是平衡其他政府干預行為的必要措施，但卻有許多赤裸厚顏的產業保護主義及補貼案例，像是在農業方面。我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番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香港向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堡壘，但是當香港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同時炒作股市與匯市來干擾其經濟時，政府就全力出手干預。美國政府為此大聲抗議，認為港府違背了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干預政策確實奏效，不但穩定了股市與匯市，破除對港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

主義者強調：政府干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變革的關鍵就在於「讓市場決定價格」（getting prices right），並透過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單純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誤會了變遷的本質—是社會整體的變遷，而非僅是經濟上的變遷。而且經濟上的變遷所蘊含的意義，也遠遠超出這些人所提供的簡單處方。正如博蘭尼正確指出，這些人的觀點是誤讀了歷史。 　　假若博蘭尼是在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持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只

保護社會資本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這個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貧窮也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實際上優於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出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這些人在課堂上也會提到金融體系需要更好的監管機制，但他們卻藉此機會推動更大的市場彈性：這些字眼意味著去除那種提供經濟安全的社會契約—經濟安全讓社會與政治更加穩定，而這種穩定是東亞經濟奇蹟的必要條件。當然，東亞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於短

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數十億資金在全球打轉尋找最佳報酬，隨著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緒快速波動而起落轉變，才種下危機的種子。 　　最後，讓我回到博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只是另一種經濟體制，它們是對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大幅背離。但如博蘭尼指出：「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其根源都在於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新自由主義的顛峰期大約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的終結就明白顯示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看法並不正確。畢竟在當時所有已開發國家中，到處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爾（Rea

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向，並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一種較有說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家不敢放手採用這些可能會對窮人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家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但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這些國家已別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毫無顧慮地實施。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膺的市場經濟後，仍有各種並不令人欣賞的措施可以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體，可能演化成為黑幫資本主義及黑幫政治體制。不幸的是，這在世界許多地

方已成為事實。 　　博蘭尼視市場為更廣泛的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泛的社會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並非終極目標，而是達致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制訂各種量表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於私有化其實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實：只是將公有財產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後等著他們回報賄絡。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表，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困，有多少工作被裁減，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無力感的升高。博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形態之間的歧異，一如博蘭尼的時代那樣顯而易見。我們向發展中國家強調民主的重

要性，但在面對它們最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影響它們生計的經濟議題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學的鐵律讓你別無選擇，而且因為你的民主政治過程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例如跟總體經濟政策有關的決策權），讓渡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獨立中央銀行。為了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不要去管工作就業或經濟成長。為了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給。若是這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目標機制」（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面似乎透過

民主制度將權力賦予每個個體，但另一方面卻透過別的方式將權力奪走。 　　博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地討論在複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過：「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只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監督管理措施可能會剝奪一些人的自由，但卻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將資本從一個國家自由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

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因為窮人面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則迅速下降。對這些人來說，自由變少了，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都變少了。若博蘭尼是在今日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指出，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在於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樣的平衡。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加入世貿組織後對人民幣幣值的影響

為了解決勞工 紓 困 貸款 可以 借 幾 次的問題，作者關雪寶 這樣論述：

兩岸經過了無數次的艱辛談判，「從黑髮等到白髮」終於先後共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WTO) 中的成員，經濟全球化在人類歷史上劃出了重要的里程碑。冷戰結束、經濟成長加上資訊產業的迅速發展，泉湧而至的科技創新與蓬勃興起的知識產業，值此世紀交替之際，鎖國式的經濟思維將不再擁有市場；歐元的誕生喚醒了政府和企業，改變了傳統思維模式和經濟結構調整，從而將視角轉向全球性的競爭。人人被迫與“轉型、速度”結合，將問題放諸以全球視野的前景下，作為重新思考的出發。 當全球經濟處於低迷狀態，台灣也因經濟的持續發展加劇了產業結構的轉變，使台灣結構性失業人口驟增；今日，台灣經濟的急速萎縮與大陸－世界新矚

目的焦點兩相對照，實有待我政府的精英領導階層擘畫出經濟成長的策略方針，大陸為台灣經濟腹地之勢不可逆轉，無論是變革創新或順勢利導，都須要了解大陸入會後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此一課題也必將成為顯學。 此刻，太平洋這端的兩岸中國人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而欣喜，敞開了的國門，如何保持利率與匯率的協調，維護金融安全與經濟穩定成長。對於國家貨幣在開放市場上，如何求取幣值穩定與完善的匯率機制；政府更須有嫻熟“協調”本、外幣的能耐，並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地區和國際協作，否則，外部衝擊易導致金融危機，它不僅會使一國經濟動盪，甚至還有可能導致國家經濟崩潰從而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