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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北 屯 區公所 社會課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社區資源活用於國小高年級鄉土教育之行動研究 —以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小為例

為了解決北 屯 區公所 社會課的問題，作者賴皇隆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了解活用社區資源進行鄉土教學後，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是否能清楚掌握所生活社區的人文歷史及激發愛鄉護土的情懷。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經由「規劃」、「行動」、「觀察」、「反省」的循環歷程，先調查研究範圍內的社區資源，篩選整合後發展出一套國小高年級的鄉土課程設計，接著從教學實施前、中、後三階段的省思修正，來調整教學內容及探討學生學習成效。自編鄉土課程「走踏枋橋城」是以清代板橋地區「漳泉械鬥的分合」為學習主軸，設計編寫出20節的社區鄉土教學課程，以學校六年級某班26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專家評鑑意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教學者與協同教師觀察紀錄、前後測鄉土知識問卷分析、學生與家長意見回饋等資料

來歸納分析，以了解自編鄉土課程教材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與助益。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一、參與社區研習導覽活動與實際田野調查，可以增進教學者鄉土知識，提升社區專業素養，並獲取大量的社區資源與教學素材。二、從學生學習單、學習態度與目標自評表、意見回饋表顯示，自編鄉土課程設計必須連結學童生活經驗，並配合多樣化教學活動，才容易引發學習興趣並維持高度學習動力。三、從鄉土知識前後測問卷、學生與家長回饋表顯示，實施自編鄉土課程後，可以大幅提升學童鄉土知識，提高對社區的情感認同，並能間接擴大影響家人朋友，顯示運用社區資源為教材的自編鄉土課程設計具可行性，可作為學校本位課程之參考。四、透過教學者、學童及第三方（研究

協同教師、地方文史工作者、學童家長）的三階段省思修正可以及時解決教學問題，使本套自編鄉土課程設計更符合下一循環階段的實際教學需求。五、戶外踏查活動結合分組討論競賽，深獲學生喜愛與家長支持肯定，有效提升學童學習效益與拓展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