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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發起人名冊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尤英夫寫的 如何開公司：創業者教戰手冊(8版) 和邵佳德的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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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新學林 和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所出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所指導 林子世的 台灣當代政治異議者之生命經驗初探──以自決建國實踐者為例 （2020），提出協會發起人名冊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建國運動、台灣地位未定、解殖。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王泰升所指導 黃守達的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2014），提出因為有 地方自治、國民黨、地方派系、戰後台灣、民主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協會發起人名冊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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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公司：創業者教戰手冊(8版)
為了解決協會發起人名冊 的問題，作者尤英夫 這樣論述：
本書是從公司實務處理的角度出發，為從事企業經營的人士所撰寫的一本實用書籍。從最基本的選擇商業型態開始，談公司的命名、營業登記、資金籌集、股份發行、股東會召開、股東權利、董監事權利義務、經理人權利義務，最後談到公司的結束。以輕鬆易懂的文字，有系統、有條理介紹公司案例與法律規範。對於剛開始從事商業行為的人，以及多年商場的老將，在翻讀書中文章之餘，一定會發現對日常工作上有大大助益。
台灣當代政治異議者之生命經驗初探──以自決建國實踐者為例
為了解決協會發起人名冊 的問題，作者林子世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了解自決建國實踐者的生命經驗，以「主體的生命經驗所再現的心理境遇與社會結構意義」為探究的立基點，梳理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進而探討：1. 成為自決建國實踐者的緣由為何？ 2. 成為一位自決建國實踐者有怎樣的生命經驗？ 3. 其生命經驗凸顯出什麼樣的心理社會意義？本研究邀請三位自決建國實踐者進行半結構的深度訪談，以敘事研究的「整體─內容」與「類別─內容」分析方法，形成自決建國實踐者的生命敘事，並歸納出研究結論如下：一、成為自決建國實踐者之緣由：（一）公民責任；（二）台灣主體性意識；（三）價值信念；（四）「他者」的推波助瀾；（五）行有餘力。二、自決建國實踐者之生命經驗：（一）實踐形式
的侷限性；（二）自決建國是眾多社會議題的核心；（三）對「國家正常化」的批評；（四）台灣社會怪現狀；（五）人際影響；（六）行為的轉化。三、自決建國實踐者之生命經驗凸顯的心理及社會意義：（一）觀點群體；（二）社會情懷；（三）情緒困擾；（四）政治汙名；（五）「政治出櫃」的風險；（六）語言召喚存在；（七）轉化學習；（八）壓迫的多重樣貌。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
為了解決協會發起人名冊 的問題，作者邵佳德 這樣論述：
近代佛教發展的一條主線是其改革運動，這條線索串聯起國家、寺僧、信眾，成為觀察和理解佛教如何回應時代劇變的關鍵。本書以近代政治和佛教重鎮南京為例，利用社會史、地方史的研究方法，討論從政府至僧團的雙重改革計畫，以及地方佛教如何進行回應。 國家內部的信仰和利益分歧使得政府的改革計劃成效不彰，而改革派僧人囿於現實困境多所顧慮，也使得僧團的改革藍圖無法落實，這導致佛教在地方上維持傳統多過革新。考察南京的佛教改革，能重審學界對近代佛教史的既有認知，諸如民國佛教是否僅具理性化、去傳統化等現代特徵？佛教改革受挫是否意味積重難返？衰落與復興的研究範式能否反映近代佛教的真實面貌？
這些問題均值得反思。 聖嚴研究基金會「當代漢傳佛教論叢」簡介： 「當代漢傳佛教論叢」的出版，主要為推廣聖嚴法師所倡導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思想理念，鼓勵與聖嚴法師思想理念相契合的佛教學術研究與漢傳佛教著作。內容以清末民初的現代佛教學術專書為首要，凡釋、儒、道皆可為研究切入點，亦可與社會、文化各議題結合闡述。期望透過本論叢，帶動當代漢傳佛教的研究，並拓展多元的佛教視野。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為了解決協會發起人名冊 的問題，作者黃守達 這樣論述：
1950年，無視《中華民國憲法》中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的要求，台灣省政府頒訂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表面上，縣市層級與鄉鎮市層級的地方自治體，終於可以全面選舉自己的首長與民意代表；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卻可以透過控制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進而控制台灣省的地方自治體。直到1994年，《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制定，台灣地方自治才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這樣的轉型是怎麼發生的呢？轉型又是如何可能？本研究即嘗試著從法律史的視角，考察1950年至1994年間的地方自治法制。由於此時期的地方自治受到黨國體制的支配，本研究稱之為黨國支配期。本研究認
為，所謂轉型，其實也就是黨國支配期的崩解。要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崩解，也必須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形成與發展。本研究發現，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這不只是黨國支配期所獨具，也存在於1945年至1949年的戰後初期，更存在於訓政時期的中國大陸以及日治時期的台灣。這樣的高度政治性，表現在中央政府是如何「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干預地方自治體的活動。為了確保地方自治法制能夠為中央政府所運用，日治台灣、訓政中國、戰後初期的地方自治法都是由上而下所建立。因為是由上而下，所以比起中間團體與地方社會的自治慣例，作為法規範的地方自治法制要來得較為有用，命令位階法規範又比法律位階法規範更為有用。這也是為什麼，黨國支配期的
地方自治法制，會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種種要求了。由於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所以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也就需要高度的改革動能。這股改革動能，便來自於1990年代初期的政治鬥爭。所謂政治鬥爭，既是反對勢力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也是地方自治體與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鬥爭。這樣的政治鬥爭可以視為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1970年代以來的自力救濟熱潮與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狂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當中，作為抗爭發起人或參與者的地方住民，逐漸獲得各界的注意與重視，其政治地位也逐漸提高，這就為鬥爭提供了動能。其二，1980年代後期，反對勢力為了抵抗國民黨政權，不僅奪取了地方自治體的政
權，甚至回過頭來「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抵禦中央政府的干預，像是1989年的「地方包圍中央」便是為鬥爭提供策略的顯例。鬥爭動能與鬥爭策略結合而成的政治鬥爭，便構成了地方自治轉型的因素。然而，儘管政治改革促成了地方自治轉型，但也只是「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而已。轉型前的問題：民主正當性的赤字、直轄省轄二元體制的失衡、規範變遷與社會變遷的落差，不僅未隨著轉型而獲得解決，反而愈來愈嚴重。由此可見，地方自治的轉型有其侷限。如何回應這樣的侷限，即為當代地方自治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