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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販賣毒品罪之立法與司法裁判實證分析

為了解決厚生暫停交易的問題，作者胡耀仁 這樣論述：

我國販賣毒品罪之刑罰發展路徑上，始終採取嚴厲刑事處罰方式。立法上希冀嚴懲重罰，再輔以宣示加強查緝決心，透過媒體宣導刑罰之嚴厲性，作為嚇阻犯罪，以達到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然實際上似無法能達到明顯嚇阻犯罪功效；另一方面，不斷推升加重刑罰的立法趨勢。如何能契合罪刑相當原則，仍應有相關實證研究作為基礎，以提供立法參考及理性溝通之媒介。本研究以販賣毒品罪之立法與司法實證分析為核心。嘗試從我國毒品法制之發展歷程（包含「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迄今），瞭解有關販賣毒品罪之歷次立法沿革與趨勢，並探討販賣毒品罪之處罰基礎、構成要件適用及其與相關毒品犯罪之法律適用等，進一步釐清立法上可再精進之處。另蒐集我國107

年度22個地方法院作成「販賣毒品」案件判決，針對法院量刑、犯罪型態（包含犯罪方式、時間、地點）、販賣毒品數量、交易金額、法定加重或減輕適用、偵查手段等，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從而反饋於立法層面之思考方向，並探討外國（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大陸）販賣毒品處罰之立法模式及特色比較。經綜合「販賣毒品罪立法層面」與「法院裁判實務層面」研究成果，嘗試提出販賣毒品罪相關修法建議，期建構較為完善之販賣毒品法制。

我國平台經濟發展對工作者權益影響之探討

為了解決厚生暫停交易的問題，作者洪翊齡 這樣論述：

隨著網路科技的飛躍，社會也相應地產生價值觀、慣習、社會規範、工作模式的變遷，近期發展出為網路所支撐的新概念平台經濟。作為一重要新趨勢，平台經濟藉由網路的普及連結多方勞務需求者與提供者，為社會大眾無論是在外包工作、購物、交通需求、學習管道等方面皆提供全新的選項。然而其所影響的不僅是社會對於交易模式的想像，以勞務提供者的角度視之，同時亦對勞動者的工作模式、勞動環境、勞動條件、集體意識造成巨幅的改革。平台經濟為一涵蓋廣幅的、多變的、難以一而概之的概念，在本篇論文中試圖以較為鉅觀的層次歸納平台經濟的特點及其可能導致的對工作者權益之影響，並在訪談中聚焦於即時外送平台外送員的勞動環境及條件進行比較分析，

進而探討平台勞務提供者的勞動權益並提出建議。對於勞動者而言，在各國現行法律層次的保障多數以其法律地位為先決條件，以我國而言即為勞動契約的判斷，以是否為僱傭關係而開展的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以及就業保險等社會安全網的適用與否。當前普遍平台對於其與工作者的關係，以其高度彈性的工作時間及地點為據，多數認定為承攬關係。然我國勞動部於2019年對平台進行勞動檢查，針對無論是以新興產業為名或是外送員的職業安全備受關注的美食外送，以各平台指揮監督模式及其他實質互動關係作為認定標準，初步認定多數平台與其外送員屬僱傭關係，平台應負法律規定之相應雇主責任。而另一方面論平台經濟工作者的勞動條件，過低的報

酬、普遍缺乏的職業訓練、社會保障的不適用、集體勞動力意識的貧乏，皆為平台經濟在不受限制的工時及工作地點此迥異於傳統工作模式的亮點下所隱藏的遠憂。對此，筆者認為以勞動條件而言，不應限制平台經濟自由工作時間及地點的特色，而是就低報酬問題設立基本工資保障，在保有平台經濟因應現代社會所追求的即時即刻之餘，亦得同時保障勞動者權益，並間接或相當程度地降低職業災害及過勞的可能性。在勞動保障制度層面則可擴大勞動保障體系的適用對象，並納入就業保險及職業訓練等就業安全體系的綜合運用，將實際有需求卻因制度規範而排除在外的平台經濟工作者納入保障範圍。最後，平台經濟工作者不應因其以網路作為媒介的特性而忽略自身集體存在，

並低估自身勞動權益的重要性，在工作者的無論是勞動意識層面或是相關法律制度層面，應廣納多元類型的工作模式，成立工會集結平台工作者的集體力量，以協商的方式保護自身權益並改善勞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