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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時代激盪中的自我：戰後畫家劉耿一與台灣意識的興起

為了解決台南探索公園命案的問題，作者張閔俞 這樣論述：

高雄畫家劉耿一（1938-）為前輩畫家劉啓祥（1910-1998）的長子，是本土第二代畫家中較重要的一位。他的繪畫風格奠定於八○年代，正值解嚴前後台灣意識高漲之時刻，其創作主題因而深受社會變動影響。晚期的創作更逐漸趨向身份與歸屬的探究，呼應當代有關台灣主體性及國家定位議題，並對台灣畫壇的走向提出強烈質疑，值得學界反思與討論。相較於過往研究多聚焦畫家本身的藝術風格，本文嘗試從政治、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搭配訪談取得之一手資料，重新檢視劉耿一的藝術內涵，同時以個案研究方式補充戰後藝術家與畫壇間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劉耿一的畫業之所以起飛與雄獅畫廊負責人李賢文（1947-）的支援緊密相關，第二任妻子曾

雅雲（1948-）的經濟支持及藝術專業知識更是其中關鍵。而其畫風逐漸朝向社會性及文化傳承角度，既反映當時代的集體意識，也透露個人內心對戰後畫壇流行之中國現代水墨畫或當代藝術求新風氣的反抗意識。最後，筆者對畫家晚年旅居紐西蘭十五年間的創作進行分期，指出其與西方畫家佛烈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及葛雷柯（El Greco, 1541-1614）的關係，強調其藝術特質除了社會現實層面外，也具有強烈的理想及信仰成份。同時，從劉耿一旅居紐西蘭的決定可知，其台灣意識並非根深蒂固、不可撼動之理想，而無疑是一種隨情境而動的念頭，具有保存自我的強烈目的。

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

為了解決台南探索公園命案的問題，作者洪英雪 這樣論述：

摘 要本文以二二八小說為核心，觀察二二八小說於不同社會情勢下的發展與特性，從中勾勒出台灣文化主體建立的歷程，並反觀歷史、政治與文學的跨領域糾葛。據此，將正文分為三大範疇，以上、中、下編分別探討。＜上編＞將二二八事件以及二二八小說放入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來看，分別梳理介紹二二八事件與二二八小說的發展過程。隨著時間脈絡來對照二二八歷史與二二八文學的發展可以發現，二二八小說的發展與政治環境成正向影響關係。從數量上看，隨政治箝制的嚴厲與鬆綁，二二八小說的創作數量也隨著消音或增長。最明顯的即在戒嚴初期與解嚴後，戒嚴初期，社會上的二二八聲音與二二八小說一起消音；解嚴後，二二八言論與二二八小說一起登上高峰。

內容呈顯與寫作手法上，也隨著政治情勢而有著暗示影射、親官方立場、到指名道姓嚴詞批判的變化。二二八小說的發展脈絡正呈現出，歷經威權體制，從臣服到抗拒，從集體失憶到恢復記憶，從質疑摸索到確立重建台灣文化主體的艱辛步伐。在＜上編＞對於二二八歷史與二二八小說發展的基礎之上，＜中編＞提出國家文藝政策、投稿刊載的報刊屬性、作者個人經歷與政治立場、社會情勢等，對二二八小說內容的影響。二二八不只從一個單純的歷史事件，成為一個人人異說的空白符碼，有關事件的詮釋，也成為國家、政權以及個人用來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不只是小說創作，林雙不與曾健民的二二八文學選集也呈現出以文學為名，行政治對話之實的現象。可以說，二二八文

學乃是繼鄉土文學論爭、台灣文學史論爭之後，成為國家塑像、政治認同的論述場域。＜下編＞探討兩性二二八小說的異同，以及由此異同所形成的對話效應。女作家的二二八小說，較為關注事件對於私領域、女性生活的影響；小說中不突顯事件的具體內容，將事件看成是一樁不具特殊性、普泛的社會動亂。整體而言，兩性的二二八小說，衝突大於融合，異聲大於合聲。因而，女性二二八小說具有解構男性二二八小說族群、國族論述以及改寫歷史書寫模式的效應。可以說，當男性以二二八小說作為台灣國族誕生的標的，以二二八小說恢復台灣歷史記憶，重建台灣文化主體的時候，女作家更加在意的是女性的處境，以及女性主體如何在國族主義與父權主義的壓抑之下喪失掉。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開啟台灣住民重新思考台灣定位以及未來走向的重要契機。作為文化一環的二二八小說，也免不了這樣的思考。當台灣住民漸漸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展開抗拒之時，歷史記憶的恢復與文化主體的重建，便是首要工程。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的文化主體重建工程，便從釐清日本文化及其影響、中國文化及其影響開始，從反省兩個政權的影響之中重思/重建台灣文化的主體。二二八小說的發展，清楚的呈現出這樣的歷程。同時具備反抗精神與反省精神、建構歷史與解構歷史的二二八小說，反映了台灣殖民與移民的社會特質，歷史與主體重建工程的進行，以及重建過程中的眾聲喧嘩、不同立場之間的往來對話。當台灣文學的定義以「台灣意識」之有無作為必要

元素，以抵抗精神之有無作為首要特質，二二八小說是見證這一史觀的最佳文類。二二八小說的發展總整與研究，期能為後殖民史觀的文學史書寫略盡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