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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的真相：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面貌

為了解決君權 號的問題，作者高登．伍德 這樣論述：

美國人文學界最高榮譽「國家人文獎章」得主高登．伍德代表作 認識美國國父的第一本書，了解美國政治運作的最棒起點 美國人為何這麼崇敬他們的國父？背後代表了什麼國家性格？ 走下神壇之後的國父，他們的真實人生面貌又是什麼？ 王政還是民主？各州共和還是中央集權？從國父們的矛盾分歧，看懂美國政治兩百年來的路線之爭？ 民主走向「庸俗」、「媚俗」，甚至「民粹」， 這是現代民主遭遇的困境，也是18世紀國父們碰上的難題， 身為現代人，我們又該如何反思這些問題呢？ 　　☆美國人文學界最高榮譽「國家人文獎章」、普立茲獎、愛默生獎、班克羅夫特獎等諸多獎項得主，歷史學者高登．伍德在台首本著作 　　☆利用小故事側寫

八位國父的生平，適合一般大眾閱讀的入門書籍 　　☆盧令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馮卓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專文解說推薦 　　☆沈榮欽（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胡忠信（歷史學者）、陳鳳馨（News98 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顏擇雅（出版人、作家）聯名推薦 　　＊＊＊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美國的「國父」？ 　　在台灣人一般的認知中，我們的國父指的是孫文，但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的國父可能不只一位。本書一共收錄了華盛頓、富蘭克林、傑佛遜、漢彌爾頓、麥迪遜、亞當斯、潘恩、伯爾等人的生平小傳，他們都是對美國建國有貢獻的

元勳，也是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代表。為何我們需要去認識美國的國父呢？ 　　作者伍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同於其他基於共同的語言、宗教或民族而建立的國家，美國的立國根基其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是憲法中的精神。因此，美國人需要不斷回頭去肯認這些締造憲法者的價值理念、省思這些「國父們」的原初意旨，進而去叩問這兩百多年的民主實驗，究竟會帶領美國人共存共榮、還是走向分崩離析。而對於非美國人來說，如果我們不了解美國的國父，自然也就無法了解美國過去的歷史變遷，以及美國當代的政治運作，諸如兩黨政治、大小政府等諸多議題。認識美國國父是認識美國一把重要的鑰匙。 　　走下神壇的國父，還原他們的真實面貌 　　由於國父對美

國人是如此重要，景仰他們的人會稱他們是「時代的巨人」、「智慧和政治能力無後人可及」。但也有人認為，開國元勳被過度神化，他們也會讓媒體噤聲、操控選票、為私利劃分選區，現代人會做的各種骯髒政治伎倆，他們一樣都沒有少。更有些修正派或自由派歷史學者，批評國父們「沒有解放黑奴」、「沒有保證女性政治平等」、「沒有賦予印第安人公民資格」、「沒有建立可以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認為他們是在打民主假球，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或菁英主義者。 　　但作者伍德認為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允，他認為「國父們」仍是特定環境或特定時代的產物，他們有超出當代之處，但也受到十八世紀的價值理念的限制。他們當然應該接受批判，但我們卻

不宜用超然、後見的道德立場去指責前人的不足。專業的史家應該回到時代脈絡下去解釋諸多問題。 　　國父走下神壇之後，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他們有時代的侷限，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偉大。本書的目的是要讓讀者看到開國元勳真實的一面，洗盡他們被過分神化或過分詆毀的地方，了解他們對美國人來說到底有偉大。 　　華盛頓原本會當國王，富蘭克林是「意外的國父」 　　提到美國國父，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砍倒櫻桃樹的華盛頓，但那其實跟蔣中正看魚兒逆流而上一樣，只是後人穿鑿附會的故事。本書用許多小故事側寫了美國國父們的生平，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他們的性格、思想、行為特質，以及當時美國的歷史氛圍。 　　例如說美國剛剛建國的時

候，其實美國人並不了解什麼是「民主共和國」，他們能參考的體制只有殖民母國英國的「君主立憲國」，所以華盛頓一開始其實差點當上國王，名義上掛著民選總統，但實際上卻是握有大權的君王。 　　此外，本書也描寫出身貧寒人家的富蘭克林，從印刷廠的學徒當起，一步一腳印打拚闖出名堂，但由於人生的一場意外，讓富蘭克林從忠貞愛國的大英帝國子民，搖身一變成為激進狂熱的美國革命分子。成為美國國父對他來說是人生的插曲，死後成為勤勉致富的美國文化代表，也不是他的初心。 　　作者伍德也用許多角度描寫各個國父之間的友誼或糾葛，他們可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例如傑佛遜跟亞當斯。國父們也可能是一生的政敵，例如說傑佛遜跟漢彌爾頓，他

們倆理想中的美國是如此的不同，而這也是美國當代諸多政治衝突的根源。他們甚至可能是相殺的寇讎，例如說漢彌爾頓就因為跟伯爾決鬥，而命喪後者的槍下。 　　傑佛遜的理想是小政府，但漢彌爾頓卻是國力強大的美利堅帝國 　　前面提到的傑佛遜跟漢彌爾頓對美國的不同想像，恰恰就體現了大政府、小政府，中央政府集權還是地方州政府分權的爭論。傑佛遜心中的理想美國是每個州政府仍保有自主的空間，內政一切自理，中央政府盡可能當個「小政府」，能不管事就不管事，只有在國際外交的場合，才成為合眾國統一的對外窗口。漢彌爾頓心中的美國則大大的不同，他理想的合眾國是個擁有強大國力的「財政－軍事」國家，中央擁有極大的權力，是事必躬親的

「大政府」，地方政府基本上只能聽命行事。 　　也因此，傑佛遜會指責漢彌爾頓根本背離了共和精神，後者想建立的只是披著民主外紗的君主制國家，想積極向外擴張、發動戰爭。反之，漢彌爾頓會認為傑佛遜想像中的國家是一盤散沙，行政根本無法運作，國不成國，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兩百多年來，傑佛遜跟漢彌爾頓對國家的不同想像，仍會顯現在美國人對許多政治議題的討論上。 　　至高無上的民意，自我顛覆的國父 　　最後，伍德認為十八世紀的美洲（或美國）仍是貴族的世界，所以他時時用「紳士」一詞描繪當代受啟蒙思潮薰陶的國父們，他們有學養、有品味、有道德、還有一輩子不愁吃穿的被動收入，當代人甚至認為不需要汲汲營營於賺錢、不需

要為生計煩惱的紳士，才能真正全心全意、不偏不倚的投入政治活動。這些紳士認為自己有義務、也有權利領導眾人，打造人民安居樂業的民主共和國。 　　但弔詭的是，當這些紳士創建心中的國家，逐漸將民主制度深化到一般平民階層之後，國父們卻逐漸摧毀了他們賴以誕生的社會。貴族的世界慢慢逝去，取而代之的是齊頭化、扁平化的民主世界。當貴族與平民的階級差異消失，每個人的選票等值，每個人的意見都同等重要時，國父們在決策時，可能面臨害怕被群眾批評、無法跟群眾溝通、甚至會為了選票而去討好群眾。伍德認為這是為了民主而必然付出的代價，換來的可能是「庸俗」甚至「媚俗」的體制，政治人物的品質也因此而下降。現代民主遇到的問題，十八

世紀的國父們也碰到了，這似乎是民主走向平等的必然現象，值得現代人反思。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盧令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馮卓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聯名推薦 　　沈榮欽（約克大學管理學系副教授） 　　胡忠信（歷史學者） 　　陳鳳馨（News98 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依姓名筆劃排列）

君權 號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後門閥政治:劉宋的權力結構及其演進

為了解決君權 號的問題，作者馮典章 這樣論述：

劉宋帝國，乃是紛亂的魏晉南北朝時局中，立國於江南的政權，其盛時力抗雄踞於北的胡族國家，地控江南、五嶺，尚曾霸有河南之地，雖然國祚不過僅一甲子的時光，但卻是由盛極一時的門閥政治，漸次轉型向皇權政治的過渡時代，故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時代意義。中國中古時期之門閥政治，乃萌芽於漢魏，後因永嘉亂起，晉室南渡，由於皇權勢弱，唯賴高門華閥翼戴，方得立國，故呈現士族秉政，而皇帝垂拱之格局，此象徵著皇帝需與士族共治天下。逮至晉末時局，出身寒門的劉裕，本因名微位薄而身處權力邊緣，因緣際會之下，其藉北府軍團資歷、自號著姓彭城劉氏之後，以御武戡亂於晉末時局脫穎而出，突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第侷限，權重一

時。當時，劉裕成功地整合族群、社會階級、意識形態不相為一的各股勢力，共組政團，代晉自立，建立以「寒門皇帝」為尊的統治秩序。不過，劉裕雖然承運禪代，但一時之間仍未能完全改變政治文化和體制，門閥政治雖終，卻完而不了，遺緒猶存，故其初建霸業伊始，政權即存在不安的因子，終劉裕之世亦未能妥善解決。繼起之劉宋諸帝，多以年少繼位，故彼等常需面對輔弼重臣挾權用事，以及士族憑藉門資而居權重之任，使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諸帝為矯正體制之失，謀求皇權集中，欲以君臣∕兄弟共治天下，建立「皇室家族政治體制」，藉以消弭士族、權臣之干預。見諸史載，諸帝常命天潢貴冑開府置佐，出為都督、刺史，入為宰輔、群公，希冀借助彼等之力掌控軍

政要務，休戚與共，擴大皇權基礎，此為「後門閥政治」時代中之重要舉措。但是，皇親國戚因領兵置佐而廣植朋黨，對政治影響力遽增，或有宗王勢傾天下，權亞人主，漸不容於皇帝，是以諸帝始終對彼等心存忌疑，致使統治集團內的各次級團體――「派系」，相互攻訐、紛爭不斷。因此，皇帝與宗王相互依存，卻又對立的兩面性，成為政治角力的根源。本文逐一檢視從晉宋鼎革至宋齊易代，此時段中重要的政治事件發展始末及其連結，再審視統治集團內，上至皇帝下至諸王群臣，各自集結而成的次級團體――「派系」，用以分析劉宋權力結構的凝聚、變化及其影響，以此觀察其權力核心的建構過程，以及統治集團分合的內在規律，進而理解在「門閥政治」之後，劉宋何

以易動難安，權鬥頻仍，終因無休止的內釁而為權臣所乘，日後繼起之齊、梁二朝亦如是般。

帝制的終結：辛亥革命簡史(插圖版)

為了解決君權 號的問題，作者楊天石 這樣論述：

　　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為全景式研究辛亥革命歷史的經典之作。   　　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扎實的史料，簡明而不失其要地說明了辛亥革命的來龍去脈。全書充滿了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動人細節，還原了當時的歷史場景，更配以大量插圖，營造出很強烈的現場感。內容並不是陳舊的史料鋪陳，而是挖掘新材料提出新思考。作者採擇眾說而又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處處彰顯犀利獨到的觀點。   　　辛亥革命爆發已一百一十年，相信這部認真、充分、強力的作品，能給期望瞭解那段歷史的人最直接的幫助。   　　“楊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種”書目： 　　晚清史要 　　孫中山新探 　　帝制的終結：辛亥革命簡史 　　民

國風雲 　　蔣介石及其日記解讀（五卷本） 　　思潮與人物

試論孟德斯鳩的中國專制體制——以黃宗羲的反君主專制思想為參照

為了解決君權 號的問題，作者薄東倞 這樣論述：

古代中國皇帝制度是否可以視為專制體制，一直都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命題，晚清以降許多學者皆援引大量史料、研究為自身之觀點辯護。不論是支持或反對方，在論證中國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政體時，一定會討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中國專制體制，因其是將中國視為專制體制的第一人。除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之外，在討論中國專制問題時，晚清以降的思想家們，諸如梁啟超、錢穆及蕭公權等人，都有提及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所涉及的反專制君權思想，黃宗羲為明末清初大儒，以其所屬時代，能針對古代皇帝制度提出批評，實頗具振聾發聵之效。不論是孟德斯鳩抑或是黃宗羲的著作，皆為討論專制權力內涵重要的研究資料，但孟德斯鳩在論述中國

為專制政體時，在研究方法及取材上有兩個重大的問題，其一，其本身並未親身造訪中國，可能對於中國實際的情況有一知半解之嫌；第二，孟德斯鳩的研究方法是建立三個典型，以比較法突現不同政體模型的性質及原則，而中國代表的專制政體典型是與西方共和及君主政體相對的，也因為必須符合其預先設立的論點蒐集資料，如此一來便又可能因其先驗的立場，而有以偏概全之嫌。也因這兩個問題，在討論孟德斯鳩的中國專制體制時，必須與中國本土的政治思想家之著作進行互相參照，才能對於中國以及西方的歷史、政治及社會背景、因素能有更深入以及更全面的認識，而本篇論文便是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作為主要參照對象，藉此討論中國及西方的政治文化、法律

制度及社會發展差異的關鍵為何。除了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進行對比外，嚴復翻譯的《法意》也是重要的參考材料。《法意》一書是嚴復將《論法的精神》翻譯為中文的翻譯版，嚴復在翻譯完之後，也會在其後增加按語，表達自己對孟德斯鳩理論的看法，嚴復身處清末動蕩不安的時期，在翻譯的同時也會將自己對於中國政治文化的見解書寫於按語之中，也是本篇論文重要的參考材料之一。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是以比較法的方式進行體系的建構，本篇論文以孟德斯鳩的原則作為研究前提，為其中國專制的學說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參照比較，補足以往學者對於孟德斯鳩中國研究的批評，並且輔以《法意》中按語的評論，能使中國專制學說能展現更全面、真實

的面貌。雖然許多學者認為孟德斯鳩對於中國的研究在方法及資料選擇上可能有所偏頗，但卻提供了對於中國專制研究的整體概念，一個可以從整體架構觀察中國專制特質的契機，在《論法的精神》的政體理論中，囊括所有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藉此討論這些社會現象與「法」的關聯性，並且試圖從這些關聯性中，找到一個普遍通用的規律，概括出一般的原則與精神，因此孟德斯鳩的政體學說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政體的性質，一個是政體的原則。孟德斯鳩主要認為專制體制的特質就是無法律規章，只憑一人之意志領導一切，其中的原則就是以恐怖維持其統治。在書中孟德斯鳩便以中國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與法律的關係，論證其專制體制理論，接著也討論中國的法律

怎麼運作，以及是否有效的方式可以制衡君王個人的意志。嚴復是晚清翻譯《論法的精神》中最有系統之人，並且在翻譯後，還會憑藉著個人的思想資源，以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理解給予註解評論，在嚴復翻譯的《法意》中的按語可以發現，嚴復認為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法治，不斷的將東西雙方進行比較，探討東西方的法理邏輯、法律展現的權力型態等層面的不同，透過比較，強調其推崇法治反對人治的主張。孟德斯鳩及嚴復皆認為古代中國皇帝制度是專制體制，最大的特徵就在於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法律可以依循，皇帝個人的意志過大，如果透過探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反君主專制思想，便可以得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關鍵所在。黃宗羲

《明夷待訪錄》中認為三代以下的皇帝，將天下視為其私人之產業，使得皇帝與天下百姓的主客關係被顛倒了，使得原本是天下之公，變成一家一姓之私，但是對比孟德斯鳩的理論便可以發現，黃宗羲只是提出了公領域及私領域的兩個概念，中間如何劃分的，彼此之間的權利互動關係並沒有清楚說明，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憑藉著皇帝個人的道德觀念，必須實行仁政，仍存聖人治天下的觀念，如果對應回黃宗羲的本體論，便可以發現其思想核心為依循天理方可達到至善的境界，但這必須由有德之人完成，這樣的理論其實仍然是替個人統治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孟德斯鳩認為專制政體最大的特徵就是統治立法者沒有受到法律的約束，憑著個人意志在行使領導權，但是君主政體的君

主必須尊重基本法律，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力；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沒有提及法律約束君權的作用，只有提及皇帝必須依照天道而行，依照仁德勤政愛民，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恣意暴虐，君權的約束力道似乎只有所謂的天道，以及皇帝本身的道德觀念，洛克天賦人權中法律至上，君權有限的觀念並未出現，雖然也有提及三代之前因為有法，對比三代以下無法，不至於暴亂，但此處的法並不是恆常不變的法，而是期待有法的明君，這仍然凸顯了期待有德性之人，依循天理治理天下。傳統中國的哲學宇宙觀所遵循的天道、天理，是一種道德觀的討論，應用在政治文化領域，很容易成為個人統治的理論來源，黃宗羲雖然批判了中國皇帝專制的問題，導致主客關係顛倒，但

並為涉及權利互動關係，公私領域仍沒有清楚的分界，政治權力仍掌握在皇帝一人之上，並沒有達到民享的程度。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與西方本就不同，這也使得宇宙哲學觀念的差異，西方社會，君王必須遵守恆常不變之法，不可以侵害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東方社會則是一個有德性之人，依循天理，帶領整個社會達到至善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