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公園陳澄波畫架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現代風景的觀光轉譯：臺灣日治時期美術作品中的觀光地景與旅遊

為了解決嘉義公園陳澄波畫架的問題，作者楊杰儒 這樣論述：

1895年日本治臺後，將明治維新全盤西化的模式移植到臺灣，其中包含工業建設、經濟發展與教育推廣等項目，而觀光旅遊的蓬勃發展亦為其一。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辦「臺灣八景」票選活動，最終選出臺灣八景、二別格與十二勝，這也讓票選出來的觀光景點飛快地進入大眾視野。此外，日殖政府以此種「現代化」為名的大規模開發，致使臺灣快速成長，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的工商社會。在這樣背景下的地理景觀，不單是自然環境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呈現，也是社會文化建構下的產物，成為「現代化」成果最鮮明的時代表徵。新式的地理景觀吸引當時人們的目光，城鄉與階級的差異逐漸打破，在畫家筆下亦出現全然不同的視覺景觀。這間接影響過去純

美術創作的藝術家對於風景的形塑、美麗的風光以及現代化建設促使他們從過往學院與畫室風格跳脫出來，開始了追尋風景的寫生創作，因而留下諸多著名的美術作品。本文試圖以日治時期（1895-1945）具觀光地景元素之圖像作為研究對象，以藝術史學的角度出發，並採用相關視覺材料作為輔助。進行整體美術作品研究時，主要以風格分析作為方法，輔以圖像學（Iconography）詮釋其象徵意義。此外，運用符號學（Semiotics）理論搭配文化研究相關學說，試圖探討作品中地景圖像的符號性，以及藝術家如何透過作品描繪、設計，賦予其特殊的符號性意涵，解析日治時期藝術家與觀光景點之間的連動關係，試圖梳理日治時期藝術家對於觀光

景點的定義與表現。透過本研究也冀望促進臺灣美術的新面貌，開拓觀光地景與日治時期新美術發展之間的關係。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嘉義公園陳澄波畫架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