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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作棟傳(1941-1990)：新加坡的政壇傳奇

為了解決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的問題，作者白勝暉 這樣論述：

　　新加坡如何走向一流國家？ 　　誰說「好人難出頭」？ 　　一個年幼喪父、出身貧寒的木訥少年， 　　如何在逆境中成長，昂首挺胸走出自己的路？ 　　他為何能繼強人李光耀之後擔起國家重任， 　　帶領新加坡完成轉型的「高難任務」？ 　　一部非比尋常、振奮人心的傳記。 　　對新加坡內閣作業與政府決策過程，有深入的見解和洞察， 　　想了解新加坡近代歷史、政治傳承、人才培育和政府決策過程的人都不容錯過。 　　★吳作棟★ 　　吳作棟自小喪父，歷經貧寒的童年，靠著政府助學金念完大學。沒有任何背景、人脈、關係，也毫無攀上大位的心機，卻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踏入政壇…… 　　1941年生於新加坡，祖籍福建

，中學就讀萊佛士書院。新加坡大學經濟學系文學士，美國威廉斯學院發展經濟學碩士。 　　1976年獲人民行動黨推薦參選馬林百列選區國會議員並當選，之後陸續接任人民行動黨中執委、祕書長等職，帶領行動黨贏得兩次大選勝利。曾任職於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和政府機構，歷任新加坡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貿工部長、衛生部長和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 　　1990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卸任後，全體閣員投票選出吳作棟接任第二任新加坡總理。2004年起，李顯龍接任總理，吳作棟擔任國務資政，與內閣資政李光耀共同輔助政府決策，直到2011年新加坡大選後，和李光耀同時宣布辭去資政職務。同年獲頒日本旭日大綬章。 　　在擔任

新加坡總理期間，與李光耀在政治上有如師徒般的信任關係，為新加坡的社會、經濟完成重大轉型，共同締造了新加坡在一九八○年代後的輝煌奇蹟。 全球推薦 　　（按推薦者中文姓氏筆劃排列） 　　近半世紀的新加坡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堪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讀李光耀親撰的《李光耀觀天下》，讓我們見識到新加坡的卓越領導。吳作棟總理的這本傳記，則增補了這個城市國家對人才的栽培與磨練機制。尤其難能可貴的，吳總理於本書坦陳與李光耀在政治上師徒關係的信任，共同創造新加坡在一九八○年代後的獨特性與發展性。在當今全球化、快速滾動的世界中，深具參考價值。──高希均，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一位無心插柳而竄

起的政治人物，繼傳奇性的李光耀之後領導新加坡，譜寫出一部非比尋常又振奮人心的人生傳記。──莫迪（Narendra Modi），印度總理 　　吳作棟是一位我很珍惜的朋友。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新加坡能成為一個對內總是充滿信心面向未來、在外廣受世界尊重的國家，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作棟總是透過稜鏡看世界，著眼的不光是各種事件對新加坡的意義，也關注這些事件對整個世界的影響。簡而言之，他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家。──梅傑（Sir John Major），英國前首相 　　這部傳記，透過亞洲一位聲名顯赫的政治領導人前半生的治國歷程，展現了許多扣人心弦且啟迪思考的深刻見解。身處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榮譽國務資政吳

作棟為新加坡勾勒了一個更包容、更可持續的、全新的新加坡夢，讓這個新加坡夢的價值、願景、勇氣，變得更清晰明確，更啟迪人心。  ──潘基文（Ban Ki-moon），聯合國前祕書長 　　在他執政期間，新加坡的社會經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轉型。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新加坡的輝煌，和吳作棟的遠見和作為密不可分。本書鮮明地展現了吳作棟的從政經歷，不僅是他做為成功的政治人物的故事，更是新加坡的不斷更新和超越自身的成功故事。相信讀者和我一樣，讀後會有很多深刻的感受和思考。──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打從新加坡獨立建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吳作棟做為國防部長乃至後來的第二任總理，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他的洞察力總是深刻敏銳，他為推動國家繼續成功總是無條件地承諾與付出⋯⋯我會繼續珍惜與他的友情，以及他對當前課題的觀點。──霍華德（John Howard），澳洲前總理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從黨軍關係論習近平主政時期政工體制之運用

為了解決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的問題，作者張育君 這樣論述：

中共黨軍關係在本質上是重要軍事領導幹部也是黨員身份，黨的政策透過軍事領導幹部在軍隊中執行，共黨與軍隊遂成為無法分離的共生模式，本研究著重探討中共歷代領導人的黨軍關係，並深入描述習近平主政時期黨軍關係的面貌，透過政治工作體制運作掌控軍隊，具體表現在政工體制調整、人事佈局、新媒體運用等方面，以實踐「黨指揮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傳統原則。在政工體制調整方面，習近平透過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著眼於推動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緊扣權力的重要關鍵，企圖建構嚴密的運作機制及權力分配，強化對軍隊的全面掌控；從人事甄補佈局而論，習近平透過穩固軍隊政治部門的主導權，打破傳統慣例的人事安排邏輯規則，採取靈活的

調整與規劃，按「能打仗、打勝仗」與「對黨忠誠」的要求，精進軍隊武裝力量；以新媒體運用層面，併用傳統媒體與網路新媒體，以及融媒體的運行機制，對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領導人政策思想加強宣傳作為，企圖從思想政治教育上掌控軍隊。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多次確立習近平的重要核心地位，以及奠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至高點，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儼然成為習近平充分掌握權力的具體例證，權力不僅是集中在中央軍委，更是集中在軍委主席為核心的重要關鍵，習近平漸次強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力，在黨軍關係的歷史傳統下，習近平正試圖成為集權者，其影響力已不容小覷。

老蔣在幹啥？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1949大撤退

為了解決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的問題，作者樓文淵 這樣論述：

　　1949年，國民政府為何從中國大撒退到臺灣？又如何大撒退？ 　　就從日記史料中一窺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 　　看看蔣介石一生中最感屈辱的194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正是中華民國之所以在臺灣的緣由。 　　1949年的大撤退，是國民政府遭受的空前失敗。領導國民政府軍隊成功贏得抗日戰爭的蔣介石，為何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被迫撤退至臺灣？ 　　2019年再回首時隔七十年的這段歷史，今人已難想像當時國、共雙方兵戎相見的緊張情勢，時任蔣介石隨扈的樓文淵，當時與部分同袍追隨蔣介石自南京引退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親身經歷過大時代的動盪。 　　樓文淵以當年的侍衛工作日誌為準，輔

以蔣介石日記，完整呈現1949年的時空。看似流水帳式的起居注，字裡行間存在的是許多細節，讓我們得以一窺1949年危局，了解當時錯綜複雜的環境與發生的事實。   作者簡介 樓文淵／編者 　　1930年出生，浙江蕭山人，17歲起擔任蔣中正隨扈，歷經十數年軍旅生涯後轉入文職，曾於高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任事，也曾任國民黨黨史會（黨史館前身）副主委。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   編輯凡例 編者序 導讀／劉維開（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前言 一、引退前後（1949.01.01－1949.01.21） 二、溪口歲月（1949.01.22－1949.04.25） 三、危城上海（1949.04.26－1949.05.06） 四、增防舟山（1949.05.07－1949.05.16） 五、保衛台灣（1949.05.17－1949.07.09） 六、訪菲律賓（1949.07.10－1949.07.12） 七、蔣李會商（1949.07.13－1949.07.31） 八、出訪韓國（1949.08.01－1949.08.23） 九、坐鎮重慶（1949.08.24－1949.11.13） 十、再見成都（1949.

11.14－1949.12.31） 附錄 人名字號對照表   編者序 　　近年出版界相繼發行以一九四九年，即以民國三十八年為主題背景的文章或專著書籍，廣泛談論中華民國遭受空前失敗的經過情形，或以作者個人的觀點及記述為之報導；或以個人身經其事或遭遇的感受，為之抒文記述。兩者皆述及當時的世局與發生的事件，頗使閱讀者能認識相隔六十餘年前的往事，仍不無驚慄當時緊張情勢的感應，更瞭解到當時國、共兩方兵戎相見的大概。筆者曾因與部分同袍，追隨先總統　蔣公自南京引退而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復一再隨往大陸西南各地，或為親身所經歷，或為同僚所談述，或為報章雜誌所載，或為史學者之著述。筆者以桑榆晚景，在友好

鼓勵下，謹以當年侍衛工作日誌為準，掇編此文，藉以彰顯　蔣公當時雖以在野之身，仍以執政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協助政府，續為艱危、紛紜國事操勞，奔波各地情形，作一翔實記述，深願對關心民國三十八年危局情況者，對錯綜複雜環境與發生的事實增進一些瞭解。更使拙文中所述及人物之後人，認識其先人於國家危難之際，在領袖領導下，赴湯蹈火或藎籌謀劃為拯救阽危局勢所盡之努力與奉獻，甚或犧牲疆場，為民族留下正氣之情。筆者不敏，以　蔣公是年行事日程為主體，並擷錄有關史事資料，看似流水帳式之起居注，實可窺在危疑震盪中　蔣公苦心孤詣之意。盡以事實之經過為之掇拾整理，尚望賢者、知者不吝　指教，是所感禱。 前言 　　民國三十八

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面臨存亡危急的關鍵年代。由於漫長的八年對日抗戰，國家已陷入民窮財盡、師老兵疲的境況；中共趁此時機，以誘人的宣傳口號，蠱惑民心，渙散士氣，並增強其兵力，擴展其地盤。在政治上，事事與政府相頡頏；在軍事上，處處作攻勢之戰，致東北遼瀋、華北平津以及華中徐蚌各戰役，國軍相繼敗績。累年戡亂戰事的失利，幣制改革的失敗，各地反政府、反饑餓示威遊行層出不窮，同時物價飛漲，人心不安，社會動盪。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感山雨欲來之勢。其時全國軍民亟盼美國能在道義上、物資上的雙重援助，如大旱之望雲霓，　蔣公初亦頗有央請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留有非常良好印象的蔣夫人，作為　蔣公個人代表，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底，首

途前往華盛頓呼籲援助。同年十一月初，美國舉行第三十三任總統大選，民主黨由接任一九四五年初遽逝的羅斯福總統職位的杜魯門出馬競選連任；共和黨則提名聲勢甚盛，為其國內外一致看好的紐約州州長杜威為候選人。似乎我國當時亦最關注杜威的參選，企望一改民主黨政府對我國若有若無的支持。出人意料，選舉結果由杜魯門勝選蟬連，似對我國政府有所不諒，肇致日後，美國應允的美援遲滯不來，而其政策上亦不積極表示支持中國的戡亂戰事。當時我國政府深感事態的嚴重。蔣夫人秉於個人榮辱事小，國家存亡事大，為盡個人人事，而於同月二十八日在蔣總統勸阻未成後，離上海飛赴美國，抵達華府，以期現身說法，籲請美國政府加強對我國的援助，以俾迅速完成

戡亂任務。三日即趨訪正在住醫院準備進行開刀手術，前曾來華擔任調停國共之爭，具有舊誼的國務卿馬歇爾，請其支持援華事宜。四日復發表談話，要求美國以三年為期，援助三十億美元，以濟我國的急迫需要。十二月六日在紀念珍珠港事件七周年時，又撰文發表，呼籲美國援助，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事有湊巧，七日美國啟運一批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物資來華，似顯呼籲奏效，終則曇花一現。十日蔣夫人趨訪杜魯門總統，期望美國發表支持中國南京政府反共救國的正式宣言，以及提供軍事援助等要求，而杜氏祇是言不由衷虛言應付，並申言美國不能保證支持一個無法支持的中國政府，實令人失望。十四日再訪晤馬歇爾，對已允之美援有急速處置之表示。

二十日應馬之邀趨晤，因馬氏突因全身神經劇痛，未談及申援之事而折返。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已允的軍援，突宣布停運。並令駐華美軍事顧問團撤離，確使我國面臨雪上加霜之困境。 　　在國內，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因幣制改革失敗，辭職照准，益使政局阢隉不安。中共趁機加強軍事威脅，並展開統戰倡言和談，蠱惑人心。二十七日，經立法院同意孫科繼任。十二月十日，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頒布全國戒嚴令。十二月二十四日，華中剿總白崇禧總司令致電請張群、吳忠信二氏轉陳總統　蔣公，以民心、士氣、物力均已不能再戰，請停戰以言和。函文中略謂：「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餘年，當茲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故敢

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一、先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其出而調處，或徵得美國同意，約同蘇聯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以上所陳，伏乞鑒核察納，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國軍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布置，爭取時間，若待兵臨長江，威脅首都，屆時再言和談，已失去對等資格，噬臍莫及矣。」同時白氏更在漢口宣稱「非蔣下臺不能談和，蔣應讓別人來談」等主張，頗含脅迫之意。翌日　蔣公即邀集張群、吳忠信暨何應欽等要員，商討白氏來電與建議。　蔣公曾即表示：「可請李副總統負起和談之責。」迨二十七日，張群特趨謁李副總統商

談情形覆命，以「李亦謂公早日引退，其意圖與白崇禧如出一轍」。二十九日中央再作重要人事部署，中常會通過正在臺灣養病的陳誠為臺省主席、秦德純為山東省主席，隨即由行政院任命。並以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鄭彥棻代理中央黨部秘書長。其間　蔣公曾電邀各地重要負責人到南京，有閻錫山、胡宗南、傅作義及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等方面大員先後進見會談。十二月三十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再發通電主張和談，並促　蔣公明白表示態度。通電內容：「當今之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能接受，借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

而兩利也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為禱。」翌日河南省主席張軫與省議會通電：「主張和平，懇請蔣總統下野。」湖南程潛、廣西黃旭初兩省隨即通電附和。稍前數日，黃紹竑似為李副總統擬具一促　蔣公下野之方案，頗具「以李代蔣」意圖。 　　自接獲白崇禧建言後，　蔣公與李副總統間曾有二度協商，就引退問題，達成三項決定：一、　蔣公主動引退，以便政府開始和談；二、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宣布和平主張；三、由行政院主持與中共和談事。迨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公邀集黨、政、軍要員會商竟日，研擬引退文告，以期安定民心，揭櫫和平希望。稍後於翌（三十八）年元月二日致電白崇禧謂：「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民生之

塗炭，對當前國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並希白氏「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中共所算」。同時亦致電河南省主席張軫，聲言「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如不能熟權利害，團結意志，而先自亂步驟，則適中共黨分化之詭謀，將陷於各個擊破之慘局。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國族之存亡繫於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繫於是」。剖陳個人心跡，仍期堅定渠等抗共意念。 　　時序進入民國三十八年，首都南京仍是酷寒凜冽，徐蚌會戰失敗，江北逃難南來民眾，顛沛流離，充塞城外郊區，或流離於街頭，其情狀

之慘苦，令人惻隱難安。這一年誠如蔣經國先生所說：「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盪；存續淪亡，決於俄頃。」吾人身歷其境，回顧往昔，仍驚心動魄，令人不寒而慄。 導讀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九四九年是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對於蔣中正而言，也是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他於當年日記的總反省錄中回顧一年來各種遭遇，記道：「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見所聞與身受各種遭遇，無非為人唾棄，為世譏刺，恥辱悲慘，於玆為甚。」時隔數年之後，重閱一九四九年日記，對於這一年各種經歷的記憶，依然是「悲慘」、「侮辱」，記道：「重閱三十八年日記，更覺當年環境與形勢之可怕，至於悲慘與侮辱之

經歷，則不足道矣。」（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顯示這一年對他而言，有著難以磨滅的悲憤。但是他畢竟度過了這一年，如蔣經國所說：「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度過了。」（一位平凡的偉人）開創其革命生涯中的另一段事業，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歷史亦由此展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決定下野，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距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剛好滿八個月。此後至四月二十五日離開溪口，他在家鄉度過一段從政以來難得的安逸歲月。從現存的文字及影像資料中，

可以看到他在這三個月裡，探親訪友，幽遊山泉，神閒氣定，外界的一切發展似乎都在他的預料之中。他知道與中共的問題關鍵在戰而不在和，只有能戰才能和，單獨的和絕對不會成功，但是政府中大多數的官員主和而不主戰，認為他是與中共和談的絆腳石。對於蔣氏而言，自一九四八年初總統、副總統選舉以來，面對黨內派系紛爭以及幣制改革等財經措施失敗，加上國軍在東北戰場的挫敗，徐蚌戰事亦不樂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已有辭去總統一職的想法。白崇禧要求下野的通電，對蔣氏而言不啻提供了一個可以落實辭職想法的臺階，只是時間早晚問題。迨徐蚌會戰失利，蔣氏以「今後下野可以無遺憾矣」（一月十日），對於下野後的局面安排妥當後，正式宣布下野。

　　蔣氏下野後的局勢，如他所預料，中共只有要求政府接受所提出的和談條件，而不接受政府方面提出任何改變和談條件的要求。四月十八日，政府方面決定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條件，和談破裂，只有一戰。二十二日，蔣氏邀集李宗仁、白崇禧等在杭州會談，決定戰時體制，改組國防部，軍政、軍令合一，以國防部長統一指揮陸海空軍；加強黨與政府之聯繫，成立非常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對於政治問題之決策機構。李宗仁對於此項決議強烈不滿，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棄守後，並未隨中央政府至廣州，而是飛往廣西桂林。五月二日，李氏將一份名為「談話紀錄」的文件送請行政院長何應欽轉交在上海的蔣氏，要求其不要再過問政事，建議早日出國。 　　蔣中正於杭州會談

結束後，以共軍渡過長江，情勢日益危急，乃於四月二十五日離開奉化，由象山港搭乘太康艦至上海視察防務。蔣氏在上海接讀李氏之「談話紀錄」後，至為憤怒，親自書寫一份內容婉轉但措詞嚴厲的長函，說明相關問題，並告知絕不接受出國之建議。但蔣氏此後有相當一段時間避免與李宗仁正面接觸，於五月七日離開上海後，乘江靜輪於舟山群島一帶巡視，「沒有登岸，只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觀察，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蔣經國），至五月十七日由定海搭機抵澎湖馬公，二十五日離馬公飛抵高雄岡山。期間李宗仁的態度亦有所緩和，央請黨政大老出面轉圜，此時對於兩入關係影響最大者為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 　　閻錫山自辛亥革命出任山西都督後，長期掌

握山西政權，在政壇上有其影響力。原任行政院長何應欽處於蔣、李之間，難以應付，決定辭職，李宗仁原欲以訓政時期司法院長居正代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未獲通過，乃提名閻氏繼任。閻錫山處事手腕圓滑，擔任行政院長後，強調一切處置均以國家為前提，周旋於蔣、李之間，但是基於共同的「反共」信念，實則偏蔣。七月一日，中國國民黨決定設置總裁辦公室，十六日，蔣氏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兼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在廣州主持非常委員會成立後首次委員會議，隨即經廈門返抵臺灣。八月一日，總裁辦公室在臺北草山正式開始辦公；八月二十三日，蔣氏由臺北飛抵廣州，關切防務部署，旋於次日轉赴重慶，督導軍政事務，穩定西南局勢。此一時期，蔣氏亦致力於外交

工作，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於七月十日應邀赴菲律賓訪問，與季里諾總統舉行碧瑤會議，商議組織遠東國家反共聯盟問題，於十二日返臺。繼於八月應邀訪問韓國，於六日飛抵鎮海，與李承晚總統就組織遠東反共聯盟問題交換意見，八日發表聯合聲明。 　　十月中，廣州淪陷，中央政府遷至重慶，十一月初，共軍二野主力與四野一部向川、黔發起進攻，軍事情勢更加惡化。李宗仁於此時以激勵民心士氣為由，離開重慶赴昆明，再由昆明至桂林，旋轉往南寧，聲言擬續赴各地巡視。是時重慶已面臨共軍威脅，情勢緊急，然中樞無主。蔣氏在各方要求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於十四日自臺北飛抵重慶，並致電李氏請其迅速返回重慶，主持一切。未料李宗仁於二十日致函

蔣氏，胃疾突發，自南寧赴香港轉往美國治療，告以「中樞軍政已致函百川兄請就近請示處理」。蔣氏處此困局，以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主持軍政事務。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失陷，蔣氏堅持至共軍已逼近機場，始搭機至成都。十二月七日，蔣氏以成都情勢危急，思考中央政府所在，改變原本預定遷至西昌的決定，指示閻錫山將政府遷設臺北，此一決定從日後發展來看，對於中華民國國祚之延續，具有重大關係。行政院於七日當晚舉行會議，決議「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次（八）日，閻錫山偕副院長、政務委員、各部會首長等搭機自成都飛抵臺北；九日，行政院在臺北舉行院會，代表中央政府正式遷臺。蔣氏則停留至十日，

因雲南情勢發生變化，決定返臺，於晚上八時半抵達臺北，結束二十七天的重慶、成都之行，也從此告別了中國大陸。 　　關於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作為，由於檔案與日記的相繼公布，相關研究成果不在少數，筆者亦撰有《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探討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從下野到再起的歷程。但是檔案與日記內容所涉層面多為大方向，對於細節的事務，如蔣氏見了那些人，到了那些地方，不一定能在檔案或日記中完整呈現，以致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可能會有不足或失誤。樓文淵先生這本以蔣氏侍衛人員所記日誌為主編撰而成的書籍，提供了這方面的翔實資料。 　　蔣中正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後，即有衛兵隊隨侍警衛，至

北伐統一後，始奠定侍衛單位之初步基礎。一九三二年三月，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一九三三年一月，為剿共需要，於軍事委員會成立侍從室，蔣氏之侍衛單位歸併其中，嗣後隨剿共、抗戰軍事之進展，侍從室組織擴大，警衛隸屬第一處。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改組軍事機構，裁撤軍事委員會，於六月一日成立國防部，原委員長侍從室，分別併入國民政府，警衛部分改隸參軍處警衛室，下設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原屬軍事委員會之警衛旅，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繼續擔任侍衛及警衛任務。一九四八年五月，行憲政府成立後，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就原有編組改編為總統府侍衛室，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亦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

隊。 　　蔣氏下野後，總統府侍衛室除仍繼續保持侍衛單位名稱外，並縮減名額；總統府警衛大隊亦改為國防部特務大隊，隨蔣氏至溪口。之後，為應實際需要，侍衛單位改為秘書室，分設三組，以第二組為警衛組，由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等單位合併編成，負責隨扈警衛。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總裁辦公室成立後，警衛組改為第八組，設侍衛、內衛、警衛三股，擔任官邸警衛及隨扈任務。隨扈蔣氏至溪口之侍衛人員，一路隨侍，從上海至臺灣，再至廣州、重慶，乃至菲律賓、韓國，自己也留下不少重要的資料。其中以每日所填報之工作日報表，為對於蔣氏在這段期間作為最直接之紀錄。侍衛人員對於所負責侍衛工作，自每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次日中午十二時止，由值日

官填寫工作日報表，呈主管核定。內容除時間、地點、氣候、值勤人員姓名及工作分配等基本資料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值勤紀要，記錄蔣氏起居及往來賓客，往來賓客部分包括來賓之職級、姓名、別號、留官邸時間，以及至官邸原因，召見、午餐、宴客等；一為隨從紀要，記錄蔣氏的外出經過，包括經過路段、沿途及目的地警戒情形、見聞等。 　　樓文淵先生於一九四六年底報考進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任職；一九四八年行憲政府成立，國民政府警衛總隊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隊。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下野返鄉，所屬單位奉命隨行擔任衛護工作。輾轉來臺後，於一九五○年經挑選為便衣衛士，復於一九五二年秋，甄試成為侍衛，至一九六三年初，以個人生涯規

劃，申請假退役，轉任公職。曾任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樓文淵先生任職黨史會期間，與同仁相處愉快，同仁以其年長，平日皆敬稱「樓公」。筆者時於該會服務，以工作關係，時常向其請教與蔣氏相關問題，樓公亦就所知告知，得益甚多。樓公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除撰寫文章，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於二○○一年十月出版，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二○一五年一月，樓公以「為歷史留下一些真實痕跡」，將其所收集昔日同仁留存一九四九年前後之侍衛

工作日誌，以及相關回憶與當時報章之報導，整理出版《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分贈友好，後又以《民國三十八年老蔣先生在幹些甚麼？》為題再版。 　　該書出版後，筆者承樓公贈送一冊，拜讀之餘，以該書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行止有詳細的紀錄，深具史料價值，並可作為蔣氏日記記事之補充。茲舉兩例說明，一例為筆者撰寫《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時，曾參考《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記事：「晚乘火車赴臺南，謁蔣總裁」；及蔣氏日記六月五日所記：「朝課記事後訪閻伯川，商談其組織行政院後之施政方針」，以為蔣氏與閻錫山於臺南晤面。閱該書六月五日記事：「九時二十分偕陳誠同車赴高雄港務局白局

長官舍，會晤已經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長之閻錫山，商談組閣後之施政方針」，乃知蔣、閻會面地點為高雄港務局局長白雨生之官舍，並非臺南，且與陳誠同車前往。蓋陳誠與白雨生為保定軍校八期同學，陳任任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時，白為築路工程處處長；陳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白為第六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將總監。另一例為該書七月十三日記蔣氏在臺南空軍招待所，「九時三十五分見與日方聯繫志願來華參與軍事訓練人員之曹士澂，十時二十五分辭去」，再於「十七時十分見曹士澂，十八時辭去」，繼於「二十一時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二十二時七分辭出。即第三度見曹士澂，十二分辭去」。此項資料實為理解「白團」組成之參考，然閱蔣氏當日日記：「

朝課後，召見江杓與曹士澂，聽取其對日本調查之報告，運用日本人才擬定具體整個之辦法，勿使稍有浪費也」、「（下午）再與曹士澂談駐日代表團內容，及運用日人辦法甚詳。晚課後餐畢，以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十時後就寢」，並無晚間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以及第三度約見曹士澂之記事。而以王、沈、黃三人當時為蔣氏之核心幕僚，蔣在與三人談話一小時後，即立即第三度約見曹士澂談話五分鐘，就常理推斷兩次談話有其關聯性，且應與運用日人為軍事顧問一事有關，但是蔣氏在日記中對於這兩次談話卻隻字未提，只有「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實堪玩味。 　　今（二○一九）年是「一九四九年」這個具有歷史轉折特殊意義時間點的七

十年，也是中央政府遷臺七十年。聯經出版公司除將樓文淵先生《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重新排印公開出版外，並同時抄錄蔣中正於日記中記事，互為參照，以期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做了那些事情提供一個完整紀錄，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史料價值。讀者透過書中記事，不僅能審視蔣氏在這個關鍵年代的相關作為，對於中華民國如何在臺灣應該也可以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中共對臺超軍事手段：兼論臺灣因應作為

為了解決國防部政務辦公室主任的問題，作者陳冠宇 這樣論述：

運用超軍事能力迫使對手接受政治安排，已是中共軍事與非軍事的間接與直接併用的常用模式。囿於中共與我國在族群認同、語言文化、歷史遺緒及地緣關係等因素有許多雷同之處，在處理領土主權問題上更形複雜，超軍事能力勢將會成為對臺關係中的一項重要手段。本研究探討中共可能對臺採取超軍事的手段，先界定超軍事手段之範圍與內涵，繼而掌握中共對臺戰略意圖，揭露中共迫使臺灣接受政治框架之目的。從研究發現顯示，超軍事能力使用之最重要推力就是中共地緣政治的野心，現階段中共強調方法與手段的綜合性及多樣化，以形塑優勢，不斷地擴展對臺灣的影響，而當地緣政治企圖與當前政經、軍事實力及科技整備相結合時，也將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的威

脅與挑戰。本研究結論指出，對抗中共超軍事手段之道在於掌握中共對臺戰略意圖，認清當前對臺灣造成的威脅與影響，其次，應改變舊有的傳統觀念與思維，不流於樂觀地看待兩岸是單一和排他性的衝突形式而已。最後，基於「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之認知，我國宜透過國內、外的情資共享，建構全面性途徑機制，提升面對威脅的韌性與能量，發展反制手段與防護措施，方能以適切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