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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為了解決圖書史料檔案職系考科的問題，作者朱冬芝 這樣論述：

四夷館可以說是在元代譯學基礎下，配合明太宗的野心而設立的學校。它有別於以往漢人王朝的制度，也有別於元代的譯學教育與譯官體系，是一個混合前代譯學，並結合明代學校養士、科舉取士的政策，進而形成的新制度。始於永樂朝廷的四夷館，首先選取監生、舉人擔任譯字生，並依照科舉取士的原則，給予投考科舉、比照正途出身的優典。然而，優典卻引起中葉以來私學譯字的奔競風氣，甚至造成賄選，打擊館生的素質。致使晚明朝廷只能改以嚴格考課，謀求譯字世業化，將譯字生固定於九品序班，以辦事名義安排於內閣、史館、四夷館，擔任謄錄與譯字的工作。館生素質與授官品級，導致四夷館逐漸淪為陰陽、醫學之流，被描述為譯字不彰、無用的機構。官員們

一方面強調四夷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正途自居，難免輕譯的傳統。由此可見，四夷館的興衰反映了征服王朝底下的多元譯學，在進入漢人王朝之後，隨著明代政局的轉化，逐漸混合並趨近於成熟。選取譯字生的部分，說明了朝廷選材用人制度的轉變，可在另一方面，四夷館館員與館生們所編寫的《華夷譯語》，當中由漢人譯字官員譯寫的漢文，卻刻意沿用元代的蒙人譯寫漢文的直譯口說文體，不但留下元朝的遺風，也透露出明代中國在對域外交流方面，其文字的呈現風格顯然內外有別。透過四夷館制度周邊的人事、底下的譯字生，以及它所採用的譯寫規則，可說明元明文化的交替與明代制度的特色。

《集韻》與宋代字韻書關係研究

為了解決圖書史料檔案職系考科的問題，作者曾若涵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北宋官修韻書《集韻》為討論中心，探討此書產生的文化背景及其編纂動機，並進一步討論《集韻》如何承襲《廣韻》、《說文》等較為早出的字韻書，以及如何在前書的基礎上加以革新等問題；另一方面，本論文也討論《禮部韻略》及《類篇》等《集韻》系字韻書如何承襲《集韻》並加以創新，建立以《集韻》為焦點的音韻學史研究。論文中亦側重韻書史及韻書編纂史相關議題，期能深入了解宋人編纂韻書時的思想與時代背景，試圖在以往重視校勘考正與音系構擬的《集韻》研究中，改以不同的路徑提出補充，加強對韻書人文方面的認識。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綜合各家方法，但不以特定一種為主。單純客觀化的音系分析，難以解釋《集韻》的複雜程度；

與其他字韻書的互相校勘的方法，亦較難增進我們對於「史」的認識。故於研究目的的考量之下，所謂綜合性的研究方法，乃是以「內部自證法」為主，以「外部文獻參照法」為輔，並適度兼及「語言學的方法」。亦即試圖以《集韻》及相關字韻書各自之編纂體例與序例來解釋成書的背景與目的，若遇無法解明之處，則自大量宋代史料與音韻文獻中尋找資料來進行歷史文獻比較，或者藉由分析反切、用字、義訓等方法來提升對《集韻》的了解。另也以Excel另製反切表以供檢索、比較之用，但未收入本論文附表之中。　　經由討論，可知《集韻》及其一系列的字韻書是為了適應宋代的科舉考試背景與當時的中原雅音思想而出現的工具書，乃應運時代需求而生。《集韻》

以《廣韻》為基礎加以改造，融入了五音分析與理想音系的概念，部分亦含有時音成分，可說是既欲存古又追求創新的一部韻書。比較同一時代的《禮部韻略》與《類篇》，書中亦可發現類似上述《集韻》的特色，或可說與《集韻》具有明顯的互通關係。可知《集韻》一系的字韻書，可以凸顯的宋代官修字韻書的一貌，而且是補充與《廣韻》、《大廣益會玉篇》等字韻書稍有不同的音韻觀點與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