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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真逸史》、《禪真後史》之成書、出版與傳播

為了解決壽桃生日的問題，作者許庭慈 這樣論述：

　　　　本論文是以明代小說《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五章論述。　　第一章由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言起，藉由小說版本的考釋確立研究方法，並綜合諸家前輩研究成果，將研究範圍界定在明代天啓崇禎年間，於杭州地區刊成之小說——《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用以導出問題意識，探究禪真小說的編纂。第二章聚焦《禪真逸史》，考察小說原刊本十五人序文的編寫策略與其清刊本圖像的取材，兼涉其他清刊小說的插圖，以得知《禪真逸史》在明、清兩代的成書。第三章關注《禪真後史》及其出版者陸氏翠娛閣的出版品，釐清其與禪真小說作者清溪道人的關係，再結合《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遼海丹忠錄》與《型世言》論《禪真後史》情節

素材之運用，發掘四部小說的共同書寫。第四章將禪真小說置於東亞漢文化圈中，探析小說於日本江戶時代、韓國朝鮮時期的傳播情形：於日本方面，運用眾多禁書目錄，考察渡來書籍與《禪真逸史》遭禁與解禁之由，還原小說東傳時之經歷；於韓國方面，對讀《中國小說繪模本》與《禪真逸史》明原刊本圖像，探究二圖像敘事的異同，以得知中朝對於小說情節呈現之傾向。第五章則是結論，將由小至大、由細而寬、由個別至整體、由本地至外地的將全文論述歸納與收束，期待能呈現更多新的風貌、新的課題。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壽桃生日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