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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長期照護研究所 邱恩琦所指導 徐以清的 檢驗用於失智症患者之認知篩檢評估工具 (2021),提出奇鋐基本資料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失智症、信效度。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吳志光所指導 江代維的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2021),提出因為有 精神障礙、權利歷史、CRPD、權利體系、兩岸比較的重點而找出了 奇鋐基本資料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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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公園野望

為了解決奇鋐基本資料的問題,作者李文環蔡佩蓉 這樣論述:

  打狗公園在以往的相關文獻研究中,始終是配角而非主體。本書以「公園在都市規劃與發展的文化角色」,做為這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在此概念下,試圖探究公園歷時性各階段的空間構成,以及各階段公園空間的文化現象等。這本名為《打狗公園野望》的專書,雖聚焦於比較不為人知的「打狗公園」,實際含括了壽山的地景文化史。而打狗公園翻轉了長久以來人們對打狗山的觀看和運用方式,於是,這山有了新的契機,在「看」與「被看」的文化模式中,開啟一種山與海港、人與自然的長期對話。 作者簡介 李文環(Wen-Huan Lee)   高雄市大寮區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文學博士,目前任教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致力臺灣文化資產及地方文史之研究。過去五年作品有:《糖鐵旗尾線的歷史變遷與遺產》、《港都首部曲哈瑪星》、《一本就懂的台灣民俗》等三本專書,以及〈日治時期安平港對外貿易之分析〉、〈蚵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安平移民廟:高雄市哈瑪星文龍宮之研究〉、〈高雄港港史館歷史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等數篇論文。   蔡佩蓉(Pei-Jung Tsai)   高雄市苓雅區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喜愛策展、熱衷地方研究,目前就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市長序 │ III 局長序 │ V 自序 │

VII 書前 │ 1 第一篇 話說打狗山 │ 21 一、走入歷史的打狗山 │ 023 二、開山的人與事 │ 033 三、山的文化書寫 │ 042 四、遍山的岩石開採 │ 053 第二篇 打狗公園的打造與翻轉 │ 65 五、湧泉與上水道 │ 067 六、市區改正與打狗山造林 │ 077 七、打造打狗公園 │ 085 八、翻轉山的文化 │ 101 第三篇 壽山紀念公園的文化形塑 │ 121 九、以「紀念」為名的公園擘劃 │ 123 十、建置歷程與地景體系 │ 143 十一、公園的文化動員 │ 171 十二、登高野望的文化再現 │ 192 第四篇 壽山公園的變與不變 │ 217 十三、要塞

管制下的文化變異 │ 219 十四、戒嚴下的中山公園與壽山公園 │ 236 十五、壽山公園的地景變異 │ 256 十六、被淡忘的壽山公園 │ 281 第五篇 走讀公園的文化遺產 │ 299 十七、從逍遙道而萬壽路 │ 301 十八、從御通道而千光路 │ 322 尾聲 │ 335 參考書目 │ 345 作者序   近幾年,個人比較有機會和時間從事高雄市臨港街區的調查,特別是有關哈瑪星的研究,從代天宮、文龍宮、春田館、武德殿、北號誌樓、鐵道高雄機廠、蓬萊港區,乃至整體街區文史脈絡的建構和詮釋。而壽山,橫亙於哈瑪星的北側,這曾經是海底下的珊瑚礁,如今卻成為綠意盎然、奇峰怪石的美景,魔幻般蛻變

的景致就座落熱鬧的市街旁,如何不是老天賜予高雄人的最佳禮物呢?身為高雄人的我,長久以來,大高雄是我學術生涯所關注的議題;熱愛爬山健行的我,從青年到中年,登壽山已成了我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高雄或壽山,這一系列研究作品,在學術上補充了高雄市於二十世紀發展的樣貌,也有助於釐清、深化身為高雄人的我在某些生活經驗和記憶的回憶,對個人而言,兼具知識和生命的雙重意義。   個人對壽山的學術關注始於2006年間,當時與成功大學歷史系陳梅卿教授受託撰寫《高雄市右昌楊家族譜》,其中,楊家在萬丹港的魚塭養殖事業,令人印象極為深刻。萬丹港即今左營軍港,楊家在前軍港時期在港內圍築龐大的魚塭產業,意味著這座位於打

狗山北側的港口有著某些深刻的產經和社會時代意義。因此,我在楊家家族史的基礎上,擴大延伸探究萬丹港的研究,同年發表〈漁塭變軍港—萬丹港之歷史地理研究〉乙文,初步勾勒前軍港時期打狗山北側港灣一帶的歷史演變,也密切注意到荷蘭時代有關打狗山的林木開發。這項研究開啟我對打狗山及其南北兩座港口的歷史關注,於是在萬丹港之後,接著展開山之南的打狗港研究。   2009年,我發表〈從漁夫島而水師營壘—近代以前旗後的歷史地理與聚落發展之研究(1603-1855)〉,除了釐清近代開港以前旗後島的歷史變遷之外,也意識到早期文獻如〈東番記〉中所謂「打狗嶼」的空間指涉問題,從而對十七世紀的打狗山有了進一步的看法。在這二

篇嘗試性作品的基礎上,2010發表〈猴山/打狗vs.萬丹港/興隆庄—十七世紀高雄重心移轉試論〉,正式提出十七世紀打狗山地區發展趨勢的轉變。個人認為,打狗,就荷蘭人的空間指涉而言,初期是指今日的哨船頭一帶,1630年代後逐漸擴大泛指整個打狗山區一帶,中國移民來此從事石灰石開採、林木砍伐,並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獎勵推廣下種植稻米,開啟另一波的發展趨勢,從而決定十七世紀中期以後,今日高雄地區聚落重心的移轉。就農業水利條件來觀察,北高雄優於南高雄,致使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高雄平原的重心明顯匯集至北邊的後勁溪、萬丹港一帶。清初,鳳山縣縣城定於興隆庄,其實是十七世紀高雄地區聚落發展的總結成果。   個人有關打

狗山的山南山北之討論,畢竟只是壽山遙遠的歷史背景,距離打狗公園或壽山紀念公園的地景討論仍有一段距離。2012年,蔡佩蓉在我的指導下完成碩論〈壽山,誰的意象?日治時期公共空間的文化意涵之研究〉,論文具體指出壽山紀念公園在地景上兼具現代化、日本化與殖民化的文化意義。這項研究成果,有助於個人對日治時期高雄市都市規劃的認識。因此,當2013年個人展開哈瑪星的歷史研究時,曾對1908年打狗市區改正中打狗公園的規劃有了初步的討論,後來在《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乙書中,初步勾勒打狗公園的範疇與文化特色,當時就認為,打狗公園坐落住商密集的山下町與湊町之間,兼具現代都市生活與休閒、美學與神聖性。只是,在這些作

品中,打狗公園始終是配角而非主體。因此,當二年前市府都發局前主任秘書、現任經發局副局長高鎮遠向我提及有意出版有關打狗公園的書籍時,我滿口答應,至今銘感於懷。   都發局願意共襄歷史研究,這絕對是一項很好的創舉,這也提供個人在研究底蘊上和潛在命題上的某些視角。於是,公園在都市規劃與發展的文化角色,始終是這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在這個概念下,本書試圖探究公園歷時性各階段的空間構成,以及各階段公園空間的文化現象等。這些概念和構思的鋪陳相對容易,然而公園實際地景、遺構變遷劇烈,歷史文獻相對稀少,研究起來格外費力。為了克服這些窘境,在有限的時間和人力之下,我把實地調查的重點投注在戰後違建群的住戶訪談,試圖

取得戰後公園地景的一手訊息。然而這是一項具挑戰性的工作,受訪者人數之多以及或多或少的排斥性,都會阻礙工作的進行,還好,本案專任助理同時也是共同作者蔡佩蓉,在范棋崴、吳瓊月、翁渙瑤、吳佩儒、曾瀞鋐等人的協助下,克服困難,收集不少戰後諸多地景背後的訊息和說法。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對整體公園地景的文史變遷,也逐漸了然於胸。   從了然於胸再撰寫成可供閱讀的文稿,耗盡了我今年 ( 2018 ) 暑假的日日夜夜,不過卻相當滿足而快樂。這本名為《打狗公園野望》的專書,雖聚焦於較不為人知的「打狗公園」,實際含括了壽山的地景文化史。對我而言,壽山已是我二十幾年來生活的一部分,在與它長期親近中琢磨著生命的渺小與

偉大,在滿足生命最基本的渴求後,從而體會人生永不停歇的自我追尋。因此,寫壽山其實也是我個人對於過去二十幾年來某些生命歷程的審視與再定位。縱然這本作品仍有所不足,然在我心中,它同山的氣息交融凝聚,散發出如茶香般清淡而雋永。   實際寫作過程宛如一步一步登山。從山腳到山頂,每一步道上都有登山人的汗水,登山途中是對意志力的挑戰,如果你不堅持,如果你不屏氣凝神,如果你不有所期待,又怎能嚥得下氣喘吁吁的疲倦,又怎能體會,那到達目的地後的一身清爽,而把塵囂全部置之山下。此刻,寫書人同登山人一樣沖淡平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放下" 吧!   8月23-29日,高雄豪雨不斷,平日乾燥的壽山在滂沱大雨洗滌後

,格外顯得鮮綠。幾次利用雨勢間歇上山,因而有幸親睹久違的瀑布,當下想起百年前本多靜六曾為壽山規劃設置瀑布的想法,不得不佩服這位日本公園之父的洞見。那天,我站在瀑布前許久,看著直流而下、湍急而去的雨水或泉水,筆墨抒不盡這奇景般的萬般情緒,多麼希望更多人可來此親自感受。   最後,這本書得以付梓,首要感謝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的大力襄助,前局長李怡德、現任局長王啟川,兩位局長是本書最有力的支持。調查研究過程,承蒙鹽埕地政事務所提供寶貴的地籍圖和土地登記資料,眾多受訪者不厭其煩地接受採訪提供寶貴訊息,以及將本書編排設計得有其特色的李宜樺,她簡直就是我的美編特助,對於常常突如其來的修修改改毫無怨言,而

各位助理們的辛苦也不只是三言兩語。謹此一併致謝。 書前 壽山公園,特別是忠烈祠以南山麓至西子灣一帶,這裡曾是臺灣戒嚴時期高雄人休憩、觀光客遊覽的勝地,筆者也不例外。還記得第一次是搭車上山。車子搖搖晃晃沿著山徑直抵忠烈祠,那時候參觀忠烈祠的人潮特別多,甚至可說人們只會在忠烈祠遊憩。遊覽車總是帶著一批又一批的遊客、學生,如朝聖般地到此一遊,因此縱然走了一遭,往往只記得忠烈祠,而滿山青綠卻容易記憶模糊。直到1989年吧!有次到中山大學拜訪友人,事後騎著摩托車從宿舍後門沿著山徑回家。車子一出後門的警衛亭,山徑在此呈U型大轉彎。後來才知道,上坡那條叫萬壽路可抵忠烈祠,下坡的路叫千光路通往哈瑪星。還記

得當時我選擇走下坡。當摩托車向下滑行時,眼界也為之開闊起來,一邊是山壁陡坡,另一邊是緩坡後的街區,街區遠處是高雄港。那街港一氣的景緻吸引著我,駐足,流連。從此之後,那海港遠景襯托山坡錯落著瓦厝交織市街排排樓房的畫面,深深烙印,因而對壽山也起了更多的好奇。同一年,第一次從龍泉寺登山口接觸柴山。在穿過排排矮房所包圍的彎曲小巷後,進入鳥道小徑。不久,眼前蒼鬱林木、古藤盤繞,陽光只能稀疏散落,換來一抹陰涼;處處鳥鳴聲,偶聞猿啼叫。這宛如桃花源般的野趣,令常住都會的我萬般驚嘆!壽山與柴山實同一山脈,名字深烙著人們對山的不同認知與風情,前者可眺望港街一體的遼闊,後者可體驗原始林般的野趣,這野/望,使我想起

中國唐代詩人王績(589-644)的作品〈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王績刻劃蕭瑟般的山野秋色,流露詩人的孤獨抑鬱,抒發惆悵孤寂的情懷。其運用素樸文辭寫情、繪景,結構出情—景—情的詩句律動,體現自然、人與山之間的互動情懷,開啟五言律詩的典範。

檢驗用於失智症患者之認知篩檢評估工具

為了解決奇鋐基本資料的問題,作者徐以清 這樣論述:

背景與目的:認知功能障礙為失智症最主要的問題,有效評估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將有助於臨床診療。簡易智能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簡易智能評估量表 (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e Questionnaire, SPMSQ)、蒙特利爾智能測驗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和聖路易大學心智狀態測驗 (Saint Louis University Mental Status Exam, SLUMS)為四種常見針對失智症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篩檢的評估工具,且先前研究雖然有個別驗證四

種篩檢工具之信效度,但無在同一個失智症樣本中進行分析這四種評估工具之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和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也未有計算最小可偵測之變化值 (minimal detectable change, MDC)。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同時檢驗並比較MMSE、SPMSQ、MoCA和SLUMS四種評估工具用於失智症患者之再測信度、收斂效度和計算MDC值。研究方法:本研究募集60位精神病況穩定的失智症患者,每位患者都提供MMSE、SPMSQ、MoCA和SLUMS四種評估工具進行施測,施測包含前測與後測兩次測驗,前測與後測之間將間隔兩周。本

研究使用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驗證再測信度。研究中使用ICC和測量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以計算MDC值。並使用Pearson’s r相關係數檢測四項評估工具之間的關聯程度,藉此驗證四項評估工具之收斂效度。結果: MMSE、SPMSQ、MoCA和SLUMS的ICC值分別為0.90、0.89、0.88、和0.86。在MDC值部分,MMSE、SPMSQ、MoCA和SLUMS的數值依序分別為5.0、2.7、4.7和6.3,且四項評估工具的MDC%值則在17.2%~27.0%之間

。在收斂效度部分,MMSE與SPMSQ、MoCA和SLUMS的Pearson’s r相關係數介於0.77~0.86之間。結論:本研究結果顯示MMSE、SPMSQ、MoCA和SLUMS四項評估工具針對失智症認知功能皆具有良好的再測信度、收斂效度和可接受的測量標準誤,因此皆適合評估失智症患者的認知功能表現。本研究提供之MDC值可幫助臨床與研究人員判讀失智症患者認知功能。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奇鋐基本資料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