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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掉」與「毋生」(m-sinn)-戰後台灣婦女墮胎史(1945-1984)

為了解決子宮拿掉後遺症的問題，作者吳燕秋 這樣論述：

本論文主標題「拿掉」或「毋生」（m̄-sinn），為一般人提及墮胎的口語用詞。就語意而言，「拿掉」指改變某物的物理位置，「毋生」則表現出生育主體拒絕生產的強烈意願。這兩個詞隱然保留了二十世紀以前傳統漢文化對墮胎的理解：視未成形胚胎為「血塊」，婦女可不受法律約束，拒絕生產。墮胎從婦女「拿掉」與「毋生」（m̄-sinn）到今日反墮胎者口中的殺生或殺人，二者實存在著相當大的認知斷裂。本論文的研究主旨在於透過婦女史、醫療史、技術史、法律史等面向切入，再現1945-1984年台灣婦女墮胎史，說明上述認知斷裂的歷史發展過程。台灣婦女墮胎入罪是很晚近的事，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繼受日本刑法，才正式禁止

墮胎。近代墮胎罪的出現，改變舊有保護懷胎母體及胚胎生命的法律觀點，也限縮了婦女的生育自主性，加上戰後墮胎技術與空間的轉變，進而發展出更細微的女體/性監控技術。至此，禁止墮胎已經脫離殖民母國日本欲擴張人口國力的原意，轉為性權力的佈署節點。19世紀之交，不論是台灣或是中國本土，先後引進西法，禁止墮胎且刑及婦女。墮胎未因法律禁止而消失，戰後更是盛行。戰後初期，隱密性較高的居家服藥墮胎仍然普遍，到醫療院所接受墮胎手術只是墮胎選擇之一。但在醫療環境改善、婦女裝置樂普、助產士為婦女行墮胎手術或是引介醫師墮胎、墮胎診所的廣告宣傳等助力交會下，增加婦女選擇手術墮胎的意願與機會。從住家到醫院診所的墮胎空間轉換，

讓婦女成為易於辨識的墮胎嫌疑犯。非法為婦女墮胎的技術提供者，包括醫師、助產士、護士等醫療專業者，彼此存在著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助產士的執業空間助產所，成為婦產科醫師的墮胎練習室。為了自保，墮胎技術提供者拒絕為未婚、不符合性規範的婦女墮胎，無意中成為性道德的守門人。1970年內政部提出「優生保健法草案」後，醫師表態支持墮胎合法，強調密醫對婦女的傷害，順勢排除中醫，讓婦產科醫師成為唯一合法的墮胎提供者。1984年以前，為了擺脫墮胎非法的困境，也讓醫師適時結合國際人口組織的支援，引進能與驗孕技術「競速」的月經規則術。月經規則術在台灣的風靡程度，可從其在短短數年內成為墮胎的代名詞窺知一二。父權體制對現代

社會的性失序現象，感到焦慮不安，更欲加強對婦女的性控制。在1984年《優生保健法》通過，看似放寬婦女墮胎限制，實則加強配偶對婦女的生育/性控制權。唯有回到墮胎入罪起點，廢除刑法中的墮胎罪，婦女才有可能擺脫生育桎梏與父權的性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