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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佛陀，活的基督(2021年版)

為了解決安詳安祥的問題，作者ThichNhatHanh 這樣論述：

　　※本書重點： 　　．經典著作，出版逾二十年暢銷不輟。 　　．國際最受敬愛的精神導師一行禪師，傳達親身對佛教與基督教兩大宗教的深刻體會。 　　．人類歷史上影響最鉅的佛陀與基督，兩個偉大傳統之間長達幾十年對話的一部分。禪師敏睿洞悉東西二大宗教所蘊涵的相同性，提點兩者信仰實踐與終極關懷的一致性，為宗教間的對立與排斥畫下休止符。 　　當佛陀與基督相遇 　　人類歷史上影響最鉅的佛陀與基督，留給後世的教誨與行誼，是兩千年來數十億人生命生活的楷模。假如佛陀與基督現在相遇了，會對彼此的宗教見解與修行作何感想呢？ 　　本書作者一行禪師被世人尊為「活的佛」，參與這兩大宗教的對話已有二十年以上，以教外人

士才可能有的眼光，理解了基督教之美好。禪師說：「我在法國的道場裡，聖壇上供著佛陀和耶穌的像。每一回點香，我便探觸這兩位我心靈上的先祖。」 　　一行禪師敏銳地洞悉東、西方不同宗教所蘊涵的相同性，為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排斥畫下了休止符。他以清澈而深思的文句探索兩大宗教的慈悲情懷與靈修境界的交會點，讓我們對這兩大宗教有了新的領會。 推薦 　　一行禪師是一位聖者，他謙虛而誠懇。……他的和平理念對於宗教團結，對於全世界的博愛與人道精神，都是重要里程碑。——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一行禪師教我們看見個人內在和平與世界和平的關係。——達賴喇嘛聖座 　　一行禪師是用佛陀的語聲在寫述。——索吉亞仁波切

　　我讀一行禪師的這本書時，很想知道他是否念過《多馬福音》和其他諾斯替教派的經典，抑或是憑某種心靈上的直覺選了「活著的基督」這個用語——此語在諾斯替經卷中比《新約聖經》中常見。不論如何，比我熟知佛經的人，尤其是較有靜坐禪定經驗的人，能從這些基督教古經卷中體會的共鳴，一定比我在此提出得多。佛教與早期（諾斯替派）基督教的比較研究，至今尚未建立。本書正好給我們一個由此深省的時刻。——伊蓮．佩哲斯 　　比起許多種族上、國籍上與我更近的人，一行禪師卻更像我的兄弟。因為他和我看事的態度是一模一樣的。——湯瑪斯．莫頓 　　一行禪師以敏睿的眼睛洞悉這兩個東、西方不同宗教所涵蘊的相同性，他有力地結束了千年來

的宗教之爭，為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排斥畫下了休止符。——釋善山（一行禪師弟子） 　　在《活的佛陀，活的基督》（舊版書名：生生基督世世佛）這本書中，他以個人的慈悲與智見，分析了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也會通了佛教的基本義理，惟其對於生命與宇宙實相的洞見，可以如此包容無私的看待一切宗教，也敢對於一些人所抱持的宗教排他性與偏執性提出批評，這種見識，在當前宗教中可說是絕無僅有。——陳琴富  

動中禪：隆波田禪師定慧圓明的開悟法門

為了解決安詳安祥的問題，作者覺奎,明玉 這樣論述：

　　分分秒秒動靜中培養覺知，不被妄念欺騙，不被妄念愚弄。   　　動中禪是泰國隆波田禪師繼承佛陀的《大念住經》，以身念住、以身體動作方便，直接開始人人本有的覺性：法眼。用本有的法眼看清自己的無明妄念，這個方法叫定慧圓明，定慧等持，定是三摩地，慧是毗婆舍那。   　　若有所悟，切記不要讓自己成為得悟的人；快樂出現，不要成為那個快樂的人；只要不停地觀察，不要被狀態帶走。   　　只要能夠觀察，就不會被外在事物帶走，就會在當下獲得自由。人們可以認識各種苦，並能正確地對待它們。有些痛苦會消失，有些痛苦得到認識。以前我們不知道這一點，以為所有的苦中都有「我」。事實是，萬物「就是這樣」。人要歷盡千辛萬

苦才會認識到這一點。   　　法眼使我們看清一切，人們確實能夠從苦中醒來。這就是「佛陀」（開悟者）。此刻人就證得佛法：心知道苦並由苦中醒來，不再昏沉、虛妄、草率，不再迷惑於身心之苦。由法眼觀知這一切，心中便會湧出喜悅；如同成功地完成了一項工作，此刻應該為自己感到自豪。   　　佛法修行，不管採用哪種具體的方法，都是在培養覺性、喚醒覺知。如果沒有覺性，就不能稱之為「佛法修行」。以覺性觀看，就能看到萬物穿流、看到自己得到解脫，知道自己的所在、知道如何解脫自己。

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

為了解決安詳安祥的問題，作者張思婷 這樣論述：

本研究探討翻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權如何影響譯者結構、翻譯選材、翻譯策略。以《拾穗》為例，該刊為臺灣戒嚴時期第一份純翻譯的綜合性刊物，1950年5月由國營企業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勵進分會創刊，1989年4月停刊，39年來執行國策不輟，共出版462期，譯介翻譯文學1,218篇，多為臺灣首見中譯，部份成為各家出版社翻印源頭，流傳甚廣，為當時舊譯充斥的臺灣譯壇帶來新譯，見證了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史，記錄了國民黨政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但由於學界對於臺灣戒嚴時期的雜誌翻譯研究不盛，當時譯者又多以筆名發表，譯文出處亦不清，故而向來乏人研究。本研究以這462期的《拾穗》為研

究對象，聚焦在其翻譯文學成果，共查出1,048篇譯文出處、確認95位譯者身份，以此為基礎觀察該刊如何在戒嚴時期執行國民黨政權的國策，藉以探討政治對翻譯文學的影響。《拾穗》作為國民黨政權針對自由中國讀者發行的刊物，其參與人士、翻譯內容、譯介手法皆與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語言政策、外交政策、文藝政策息息相關。國民黨政權於1948年底開始撤退到剛脫離接受日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面對島上分歧的溝通和思想體系，1949年5月發佈戒嚴令，以高壓語言政策和文藝政策建構有別於日本和共產中國的溝通和思想體系，以凝聚島上人民的國族意識，在外交政策上則於韓戰爆發後繼續接受美國援助，雙方以「反共」為前提展開合作，形塑出

臺灣「自由中國」的形象，以對抗「共產中國」的對岸大陸。1950年創刊的《拾穗》為建構過程的一環，起初以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軍公教人員為翻譯主力推行國語，並透過優渥的稿酬來鼓勵臺籍人士投稿練習中文，其後臺籍譯者的崛起或可視為被統治者對於政府語言政策的正面回應。在翻譯選材方面，由於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拾穗》翻譯的文學作品39年來以美國文學獨大，並且大抵透過美國出版品轉譯西方文學，後期因退出聯合國和中美斷交，沉潛的日本文學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此外，為配合反共抗俄的文藝政策，《拾穗》的副文本可見反赤傾向，翻譯策略多用節譯、減譯和歸化，一則透過剪裁凸顯原文反共親美之處，二則以透明流暢的譯文灌輸人民當

局思想。由此案例觀之，戒嚴時期的政治環境左右了翻譯文學的參與人士、原文來源和翻譯策略。《拾穗》的翻譯文學雖不似文學創作那般明目張膽，卻在不知不覺中對被統治者潛移默化，收其執行國策之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