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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沈有忠所指導 楊育灃的 日本與中國 「國家安全機制」建立運作、 功能制約與應對邊境問題比較 （2020），提出宣布宣佈公文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國家安全機制、功能與制約、中日邊境問題、比較政治。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黃 城所指導 蔣邦文的 轉型正義的臺灣經驗：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比較研究 （2015），提出因為有 政黨輪替、民主轉型、民主鞏固、轉型正義、雙輪替測試的重點而找出了 宣布宣佈公文的解答。
日本與中國 「國家安全機制」建立運作、 功能制約與應對邊境問題比較
為了解決宣布宣佈公文 的問題，作者楊育灃 這樣論述：
2013 年 11 月 7 日，日本眾議院通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告日本國家安全新機制正式啟動運作，成為統籌日本安全與外交政策指揮塔；幾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2013 年 11 月 12 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宣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示中國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日本係經由民選國會透過「由下而上」之「民意表決立法」進行改制，日本國安機制就是以「黨政分離、著重對外」為建立特色；反之中國係經由共產黨內透過「由上而下」之「定於一尊宣布」進行改制，中國國安機制就是「黨領導政、內外兼顧」為建立特色，運作特點是「功能包山包海，制約付之闕如」；比較
得知日本與中國兩者國安機制之「功能、制約」有本質差異。日中兩國國安機制在「功能、制約」差異下面對共同邊境「釣魚臺」問題，日本國安決策就是「減少爭端、提高和解」；中國國安決策就是「突出爭端、操控和解」，挑戰釣魚臺目前屬於日本行政管轄現況，中國戰略原則就是「不發生大規模『衝突熱戰』前提下一步步向前」，執行方式就是對日本「實施多重侵入、造成既成事實」(甚至包括【秘密行動】灰色衝突方式)。論文提出「釣魚臺問題」三項解方，期待透由強化「東海油田合作、海空聯絡機制、落實安全對話」，以促進日中國安機制合作避免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邊境問題。
轉型正義的臺灣經驗：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宣布宣佈公文 的問題，作者蔣邦文 這樣論述：
我國由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國內要求民主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的影響，在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隨後解除黨禁與報禁，終於結束了實行長達五十多年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憲政體制國家；而我國在經歷了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後，被美國「自由之家」同時被列入「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國家行列﹔因此，這次總統直選，不但是臺灣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里程碑。而2000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完成了第一次政黨輪替與政權的和平移轉後，臺灣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更進一步提升，與日本並列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隨後在2008年國民黨籍馬英九贏得總統選舉後，臺灣在短短的八年間順
利完成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移。按照Huntington所提出的「雙輪替測試(two-turnover test)」，（Huntington,1991：266-267）臺灣正式成為民主鞏固的國家。我國以和平、穩定、漸進的方式完成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其成功經驗成為第三波民主化理論與模式所引用的典範之一。然而在民主轉型的過程當中，許多過去被刻意壓抑且未被妥善解決的問題逐漸的的浮現；這些問題就是威權體制時代執政者迫害人權與不正義作為。為了釐清真相，重建社會互信基礎，導正過去的不正義作為，因此政府必須進行轉型正義的施政。轉型正義主要有三大待處理的議題，即重建真相、追究責任與修正不當政策等。然而
，相較於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我國的民主化程度與生活水準已達先進民主國家，但轉型正義問題的處理進度與成效卻遠遠落後許多仍身處開發中國家之林的其他新興民主國家，令人遺憾與不解。根據研究者瞭解，臺灣在民主化以後，國民黨的李登輝執政了十多年，因國民黨與李登輝是威權體制的執行者，當然沒有動機去檢討與追究自己的錯誤和壓迫惡行，失去了轉型正義的黃金時機。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後又把轉型正義引入藍綠之爭的歧路，淪為民進黨的政治與選舉操弄工具。國民黨馬英九贏回政權後，雖努力化解受害家屬的不滿，但其推動轉型正義的進度也非常緩慢，家屬對其的不滿未曾稍歇。因此，研究者將從我國兩次政黨輪替，（一）2000~2008年，陳水扁與
民進黨執政時期；（二）2008~2016，馬英九與國民黨在執政時期，分別研究剖析兩個時期政治領袖與政黨針對轉型正義的施政作為、進度與面臨的困境及政治效應，最後總和與比較我國兩次政黨輪轉型正義的實踐，並得出我國轉型正義的模式。最後，進行整體回顧與分析，以為未來之政策制訂與推動，提供建議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