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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富邦憑證路徑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

金融全球化與後進投資銀行―台灣證券商海外承銷的組織能力分析

為了解決富邦憑證路徑的問題，作者張國慶 這樣論述：

全球資本主義從1980年代後，進入新的資本流動快速的全球化階段。歐美先行者之投資銀行的資本、技術及全球網絡，都優於國內券商，因此在證券市場開放過程中，其掌控了在地與全球資本流動的中介主導權。而在2000年之後，國內證券商也積極參與國內上市企業的海外承銷。本研究採用組織與網絡理論的取向探究後進投資銀行發展海外承銷業務的過程，主要核心議題有三：第一、探討歐美投資銀行之先行者的發展模式及其網絡建構屬性。第二、分析後進券商形構組織能力與全球法人網絡的進程。第三、探討後進券商發展的機會與限制，分析專業組織發展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先行者與後進者在發展海外承銷業務的不同進程與

機制。第一、在歐美先行者方面，透過承銷知識與技術的累積、發行端網絡維繫、投資銀行業務管理以及美國機構法人業務結構以累積難以模仿的組織能力。在台灣的在地化過程中，長期建立的人際網絡與專業服務成為取得承銷案的關鍵。第二、國內券商於發行端與上市公司具有初次承銷的服務關係，組織內則引進國外投資銀行的承銷知識進行部門整合。在形構海外法人網絡時，京華、中信與元大證券採取「區域併購模式」快速形構法人網絡，而建華證券則是採取「專業建構模式」長期透過研究報告以維繫法人網絡，因此專業評估過程形成券商與機構法人間的正式化信任機制。未來，國內券商除了扮演在地與全球的資本流動中介外，也可以透過本身累積的組織能力與網絡資

本，協助台資企業在具有制度優勢的市場上市。 本文對於券商組織海外承銷的分析，並依據承銷商之特殊的運作邏輯，將組織能力界定為三個面向 ：「網絡能力」指對外部法人網絡的掌握，決定了海外承銷案的參與。「規模能力」指券商組織的資本規模，決定了取得案件規模的大小，以及組織承擔風險的能力。「專業能力」指「最佳解決客戶問題的能力」，這當中包含金融場域中風險與利潤的掌控，對於承銷案的提出，必須能夠提供給二端客戶最大利潤與最低的風險。本研究彰顯著製造產業組織網絡之變化過程中，金融專業組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位置。本文從券商組織建構全球承銷能力的過程，來彰顯專業化對於台灣產業再結構與社會再結構的

可能作用。更重要的是，希望藉由這個新的角度來參與關懷台灣產業與社會實體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