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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陳佳利所指導 顧玉玲的 紀念過往，反思現在： 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 （2018），提出少年台灣史 內容 摘要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工殤碑、歷史敘事、集體記憶、營造業、觀眾研究。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蔣淑貞所指導 劉怡君的 鍾文音客家意識之探討:以《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為例 （2018），提出因為有 鍾文音、詔安客家、福佬化、遊的精神、客家元素、客家意識的重點而找出了 少年台灣史 內容 摘要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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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年台灣史 內容 摘要，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紀念過往，反思現在： 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

為了解決少年台灣史 內容 摘要的問題，作者顧玉玲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探究台灣工殤碑的歷史發展與當代意涵，開啟新的分類系譜，促成工殤公共化、工殤主體化的分析視角，並朝向工殤政治化的行動想像。研究分析以集體記憶作為主要論述基礎，從政治經濟架構及田野資料回顧台灣營造業百餘年的發展及建碑文化。個案研究聚焦在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勞工碑與台北101伙伴碑，除了回溯建碑過程的勞資政三方角力，也以口述歷史重建工殤當事人及家屬的主體敘事，並設計導覽進行觀眾對工殤碑的多元解讀，探討工殤碑如何與當代社會對話。研究發現日本殖民擴張、戰後國府來台二個時期，從戰爭延續到開發的營造需求，工地一如戰地，工殤碑多移植了為國犧牲的語彙，正當化統治者政權的治理與擴張。解嚴後伴隨著新自由主義

浪潮，資本主權取代政治主權，過往召喚愛國的政治語彙已不堪沿用，但新的紀念卻也只是撫慰犧牲，而未能朝向政策反省與檢討。論文主軸放在二個個案研究，研究發現：工殤碑的人名是重要的紀念主體，從收集到排列都需要開放民主參與，在建碑過程應邀請社會各界及工人參與以建構社群認同，也協同工殤家屬的創傷從個別承受走向公共支撐。此外，就觀眾的角度而言，看碑當下的時間點對解讀碑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若工殤碑只在表現形式上親民，卻在內容上迴避職災究責，容易引發當下觀眾反彈及對立解讀。總結來說，勞動安全就是全民利益，紀念工殤毋須與工程成就綁在一起，唯有真誠究責、反思勞安，才不會帶來二元對立的史觀。對過往最好的紀念，就是持續

當下互動：建碑前開放公共討論以建構社群認同，建碑後以多元方案創造觀眾參與的對話平台。

鍾文音客家意識之探討:以《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為例

為了解決少年台灣史 內容 摘要的問題，作者劉怡君 這樣論述：

台灣社會在解嚴後，隨著客家運動興起，客家意識萌發，作家鍾文音《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和《傷歌行》三書應運而生，是作者鎖定客家議題之著作。《豔歌行》書寫股票萬點、全民瘋狂政治媒體的90年代；《短歌行》勾勒雲林鍾舒廖三大詔安客家家族所遭遇的政治苦難以及天災病痛；《傷歌行》敘述雲林家族女性的種種羈絆與宿命。三本著作皆以歌行體命名，「行」有步驟馳騁，疏而不滯之意，寓含「遊」的概念。於《豔歌行》的跋，鍾文音意欲透過書寫，「嗅出浮遊人的命運奧義」，更深刻點出書中「遊」的意涵。鍾文音是雲林縣二崙鄉尖厝崙的詔安客家人，由於詔安客家人極其福佬化，鍾文音直到大學畢業後，才對自己的客家身分有

所體會。探查鍾氏兒時感受及其成長後之「漂流」經驗，頗合乎龔鵬程以「遊的精神」描述客家人之觀點。是以本研究取徑龔鵬程《遊的精神文化史論》一書，以該書「居」與「遊」的概念為研究主軸，剖析《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以探求鍾文音的客家意識。從而發現《三部曲》之客家元素雖然極為豐富，但並未能在小說情節中佔有重要地位，可能是小說場景雲林縣二崙鄉尖厝崙福佬化嚴重，以及鍾文音在血緣或土地的認同上，切身的客家經驗向來只是片斷之故。《三部曲》所描述之歷史經驗，則分男性篇和女性篇兩篇探討。鍾文音筆下的男性，多能以「逸遊以欣賞生命」的精神面對家國社稷的情勢變化，只有在天災，或是不可遏抑之外力因素時，才以「居」的態度回歸

現實生活層面。女性在面對天災，或政治社會的不公不義所表現的閨怨，充滿了諷刺與不滿。但若自我評估個人小我力量對事件有機會能擁有一絲一毫的影響力或決定權之際，則用「遊」的精神坦然以對。至於《豔歌行》書中的青春女子，雖然身處險惡環境，卻以「遊的精神」發展出超然的態度而洞悉人性，以豁達的思維面對人生。因而了解鍾文音的客家意識為遊的精神，顛覆了傳統客家的論點著重「居」的土地觀和血緣論論點，但無損於她對「在地力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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