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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新銳文創 和好優文化所出版 。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林慶彰、張曉生所指導 張晏瑞的 張壽林生平及其《詩經》文獻學研究 （2020），提出收訖無訛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民國時期、張壽林、詩經學、文獻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北大學 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 林慶彰所指導 張雅琪的 《毛詩正義》單疏本研究 （2014），提出因為有 毛詩正義、單疏本的重點而找出了 收訖無訛的解答。
梁啟勳讀史隨筆
為了解決收訖無訛 的問題，作者梁啟勳 這樣論述：
梁啟勳為梁啟超之弟，他深得長兄的信任和關照，是梁啟超在政治文化活動和料理家族事務上的得力助手。從萬木草堂時期開始，一直到梁啟超去世，二人共同進退。 本書根據一九八九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的《曼殊室隨筆》版本單獨摘錄出來，為影印自一九四八年上海中正書局的最初排印本，此次出版重新打字標點及校正原書之訛誤。原書每則均無標題，此次為醒眉目及明各則之宗旨，蔡登山主編特於每則加上自擬小標題，《梁啟勳讀史隨筆》堪稱兩岸最完整詳備的整理本。 本書特色 ★梁啟勳讀史心得精華，蔡登山主編點校，命名各篇章！ ★堪稱兩岸最完整詳備的整理本！
張壽林生平及其《詩經》文獻學研究
為了解決收訖無訛 的問題，作者張晏瑞 這樣論述：
晚清到民國時期是一個瀕臨「亡國滅種」的時代，當時中國對外面臨列強侵略，對內遭遇救亡圖存衝擊。一九○五年廢除科舉考試後，對畢生學習「四書五經」，通過科舉以求「通經致用」的文人，打擊甚大，他們必須尋求新的「經世致用」舞台。「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發生傳統向現代的嬗變。當代知識份子，既接受傳統國學教育，也面對西方新觀點啟發。在大時代中，重新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在。 張壽林是民國時期被遺忘的經學家。他接受傳統國學教育，具備深厚國學功底，在文獻掌握以及操作上，十分嫻熟。同時也接受新的學說和新的觀點，服膺胡適「整理國故」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口號，以及顧頡剛古史辨學派，強調「疑古」，「不拘於成說」，「
重視考據與辨偽」的做法。但由於當時所選擇的立場不同，以及所從事的工作不同，以至於後來被人所遺忘，成為學術史中殘缺的一塊。 研究張壽林的目的，一是發現其潛德幽光，二是重新檢視研究成果，三是補充學術史的全貌。從個人學者研究開始，透過生平家學探討、學人社群觀察、學說理論分析、學術影響評估的方式，逐步進行學術史中的補遺工作。張壽林是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首屆學生，與白壽彝、牟潤孫等人是同班同學，也是顧頡剛古史辨學派中的一員。畢業後，擔任燕京大學等多所高校教席，並參與教育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工作。與橋川時雄關係密切，受邀參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負責《詩經》類提要的統籌工作，橋川時雄對他的評價
甚高。由於他對日本侵華態度不同，加入華北臨時政府工作，擔任新民學院教席，從事內務總署地方行政人員訓練，顧頡剛因此與其決裂。日本戰敗後，張氏投身國民黨文化宣傳單位。國共內戰時，國民黨退守臺灣，張壽林也就淹沒在時代的洪流當中。「續修提要」是《四庫全書》編纂以來，再一次對中國典籍的全面整理。由於抗日軍興和太平洋戰爭的展開，此項學術工作，並未完成總纂和出版。當時參與的學者，皆為一時俊彥，日本戰敗後，往往避談其事。後來出版的《續修提要》，各版本間也互有優劣。對於《續修提要》的研究，目前成果未豐，值得進一步探討。張壽林擔任《詩經》類提要的負責人之一，也是《詩經》類提要中撰稿較多的學者，他在《詩經》類提要的
學術成果與貢獻，值得研究。 本論文上編探討張壽林傳記研究，下編探討張壽林《詩經》文獻學研究。相較於目前對張壽林的研究成果，本論文具備以下幾點特色： 一、藉由張氏生平的探討，勾勒民國時期學術史中的學人社群與互動關係。包含：曦社、海濤社、徒然社、新月社，以及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前後的多所北京學術單位。 二、進一步整理「續修提要」編纂的史料記錄，補充橋川時雄與張壽林的關係，並歸納張壽林在《詩經》類提要的參與和貢獻。結合吳格新材料的發現，在前人朱守亮研究基礎上，對各版本《詩經》類提要的篇目，進行比較和歸納，呈現出各版本間的不同，以及江瀚、倫明、張壽林，三者之間參與《詩經》類提要撰稿的情形。並修正朱守
亮先生撰文時，因為新材料未出版的關係，所遺留的問題。 三、《續修提要》各部類中，並未發現有統一體例的證據。張壽林是整理《詩經》類提要的負責人，對於張壽林《詩經》類提要的收錄原則、撰寫體例、體例特色進行分析，可視為其文獻整理工作中，對於「提要學」的部分，以及「文獻學」觀點的呈現。包含有：張壽林書齋「寶詩簃」的《詩經》類藏書特色、《詩經》類提要的收錄特色、《詩經》類提要撰寫的體例特色，以及對於張壽林的文獻學研究的看法。 四、從張壽林撰寫的《詩經》類提要中，可知其對於歷代學者研究《詩經》的成果，能夠客觀地看待文獻史料，破除舊說訛誤，並擺脫前人成說的影響。在《詩經》研究的基本問題上，受到胡適、顧頡
剛的影響，認為《詩經》的本質是文學材料，也是研究先秦漢語的材料。對於孔子刪《詩》的看法、孔門傳《詩》系統的看法、《詩序》問題的看法、「風雅正變」問題的看法，與「古史辨」學派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 歷代以來的《詩經》研究，到了民國時期有了多元的觀點與詮釋。對於張壽林的《詩經》學觀點，本論文僅依據張氏所著《詩經》類提要中的內容，進行提取和歸納。至於張氏所持的各項觀點是否正確，以及在各種觀點間的探討，則有待未來再進一步的研究。
魯迅 雜文全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
為了解決收訖無訛 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有些壞， 是因為人性就是壞的； 有些壞， 是因為人性被變得壞了。 他是魯迅，現代中國最尖刻的「酸民」， 也是現代中國唯一無法制裁、無法反駁、無從抵抗， 甚至推崇備至的「異端」。 本書收錄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華蓋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華蓋集續編》、以及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而已集》。 ▌《華蓋集》▌ 《華蓋集》出版於一九二六年。書名來自於本書收錄〈咬文嚼字〉〈青年必讀書〉引發的論戰；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伊始，即因為這兩篇文章遭到洗版式的撻伐。其中〈青年必讀書〉一文，文章並不長，只說明以下重點：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
外國書。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短短數百字短文，不但鼓勵青年不讀中國書，更直言中國書的「勸世」只會讓青年變成毫無鬥志與意念的殭屍。魯迅在〈題記〉中提到因為這篇文章，他被口誅筆伐。 但即便如此，他仍說「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 ▌《華蓋集續編》▌ 《華蓋集續編》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在
〈小引〉中，魯迅提到：雖然年歲變了，但他面臨的狀況未變，所以延續「華蓋」之名，編成這本《華蓋集續編》。然而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的內戰亦於一九二六年開展。在這樣紛亂的世局下，面對各色人等的求生、求官，或者──就是求一個容身之地；魯迅自是看遍人性當中最不可置信的各色荒唐。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 －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 以本書收錄的〈學界的三魂〉一文為例──魯迅並未以點出「官魂」和「匪魂」兩個關鍵字而感到滿足。 連靈魂都被「趙家人」箝制的中國人，大概很難想像，魯迅在彼時能夠逕自點名當代
著名的教育家、教育部長章士釗讓學界「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且在百年後仍被視為現代中國推崇備至。 即便現代的中國，仍是他筆下的中國。 ▌《而已集》▌ 《而已集》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魯迅在〈題辭〉中提到，這一年，中國仍是多事之秋。而透過作家的「雜文」「雜感」，則又可看見魯迅對中國國情與人性的淘洗。 －專管這一類事情（保管文物）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
，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魯迅則再度藉由一件「國寶轉賣案」，諷刺當時官場與人性的扭曲之處。本文寫於一九二七年，但說到「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時至今日，幾乎可說中國、乃至於華人文化，仍深陷於魯迅所指摘的陳腐顢頇之中。 戰亂、貧弱、無處可逃。 沉痾、腐朽、吃人禮教。 魯迅的小說，寫盡人性之惡； 魯迅的散文，寫盡惡之下的溫情； 魯迅的雜文，則寫透了「惡」的根本。
《毛詩正義》單疏本研究
為了解決收訖無訛 的問題，作者張雅琪 這樣論述：
經書對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等有極深遠的影響。在經書流傳過程中，由於地域、時空、語音等的影響以及師徒間轉相授受之下，經書也並非一成不變，它不斷地接受後人的注解、闡釋，以探求聖人本意。於是乎，漢代有章句之學，對於經書給予解釋、說明。至南北朝有義疏之學，不外乎更進一步闡釋聖人旨義。至唐太宗時，詔孔穎達等人修纂《五經正義》，將南北朝以來發展多歧的義疏定於一尊。此後，《五經正義》成為科舉考試之依歸，也局限了讀書人的視野。 《毛詩正義》為《五經正義》之一。初纂之時，乃是單行之樣貌，與經書分開別行，在版本學上，稱之為「單疏本」，有別於「經注疏合刻本」。自唐永徽四年《五經正義》修訂完成，正式頒行起，《
毛詩正義》就保持單行的方式，與經注本分別流傳。敦煌唐人寫卷殘卷、日本古抄本殘卷，皆可證明《毛詩正義》在當時為單行本行世。後唐版刻漸興，印刷術逐漸發展至經籍之印行，當時印刷技術是否遍及所有經典，今無法逐一證明。然相關紀錄中，《毛詩正義》單疏本最早乃由北宋國子監所刊刻，金人揮軍南下後，北宋監版多為被奪或毀於爭戰，南宋政府在困頓之際，僅取江南僅存北宋監本覆刻，為今日傳世之南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 《五經正義》可謂隨著科舉取士應運而生，然而各經單疏《正義》也隨著科舉風潮、刻版印刷術的興盛而衰亡，本論文試著探討《毛詩正義》在中國散佚的情況。單疏本在其書籍發展上，確實有其使用之不便性，加上後期科舉改制
、書籍流通快速，加以經注疏合刻本之衝擊，乃使單疏《正義》逐漸衰亡不存。幸賴敦煌寫卷殘卷、日藏殘卷出土，更幸日本尚存缺前七卷之南宋刻本。筆者取其與阮元所刻之經注疏合刻本《毛詩注疏》相互比較：在分卷上，單疏本在與經注合刻的過程中，因卷數不同，在分卷上的發展乃先依《正義》本四十卷，後改從經注本二十卷，最後再從經注本的規模上，再細分成若干小卷之七十卷。文字上，從單疏本《毛詩正義》與阮元《毛詩注疏》互有差異下，從中，單疏本由於改動較少，當中訛誤雖不免，然其實有利於經書再校勘、利用之重要價值。 單疏本《毛詩正義》的價值，除校勘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經注疏》本外，更可藉此探求南北朝義疏面貌，更能以此補足歷代
目錄、版本學之缺遺，甚至可以此輯佚出鄭玄《詩譜》之相關內容。是以單疏本《毛詩正義》相關議題尚賴吾人再深入研究，以期為經學研究多出一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