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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温振華、鄭梓所指導 王和安的 移民與地方社會：以南臺灣新竹州客家移民為中心（1895-1945） （2015），提出板橋民治街88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本島人移民、新竹州移民、清國勞働者、瘧疾、蠶豆症、美濃、地方社會、南隆農場、輔天五穀宮、客家鸞堂。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湯志傑所指導 梁家瑋的 「禮儀師」的誕生：從台灣殯葬禮儀治理視角切入的歷史考察 （2012），提出因為有 禮儀師、殯葬禮儀、治理、政治理性、統制技藝、專業的重點而找出了 板橋民治街88號的解答。
移民與地方社會：以南臺灣新竹州客家移民為中心（1895-1945）
為了解決板橋民治街88號 的問題，作者王和安 這樣論述：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島內新竹州移民為客家研究乃至於臺灣史上之重要議題，在客家研究領域中普遍以「二次移民」或「客家再移民」為命題，並涉及產業經濟、文化與信仰、語言、族群關係、聚落發展等各層面。日治時期新竹州在臺灣總督府推動島內移民之政策下，而成為臺灣各州人口外移最多的一州。現今移民後裔在移住地落地生根，與當地社會融合，並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在地文化；此一歷史過程反映出臺灣社會經濟史的特色。首先，臺灣總督府欲拓展富源，注重本島人移民（漢人）之理由在於，作為內地人（日本人）之替代性勞力。主因為治臺初期統治尚未穩固，各項措施及適合內地人大量來臺的條件亦未完善；若以招募清國勞働者（華工）又需顧慮管理問
題及有策反之嫌，以防止清國人可能會產生對臺灣統治的隱憂。拓殖本島的工作又必須進行的情況下，對於總督府而言，運用本島人勞動力成為首選，也是當時殖民政府較實際的選擇。其次，在本島人移民中，何以新竹州移民占絕大多數？過往研究認為移民具有樟腦專業，或多以生活不佳為由，而有人口外移現象產生。本文指出其原因應與部分客家人先天遺傳性疾病有關。客家人罹患蠶豆症比例較高，蠶豆症屬於遺傳性疾病（醫學學名為「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酵素缺乏症」）。具有蠶豆症的人天生對瘧疾有免疫性，而瘧疾向來為殖民政府所重視又亟欲防遏之課題。因此，日治時期的部分客家人因有蠶豆症，而較不懼怕瘧疾，可以從事山區採腦等工作。殖民當局多以客家人為
山區勞動力，一來可以降低內地人的罹患率，二來又可以節省奎寧的支出開銷，如此符合殖民統治下資本主義發展，以及日本帝國背後的統治邏輯。換言之，對於移民原因及理由之論述，可再重新思考與理解。再者，本文以三五公司開發旗下美濃南隆農場的事業為例，剖析農場於新竹州先後招募客家人南下拓墾的經過；可謂反映日治時期資本主義藉由國家力量進駐美濃鄉村，影響地方社會的轉變過程。此區之特殊性在於美濃的漢人社會從清代到日治，客家宗族、嘗會、夥房等發展已臻成熟。移住的客家人與在地的客家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即「南北客」關係，實有進一步釐清與詮釋之必要。另外，1920年代南下的客家人在南隆地區建立輔天五穀宮，為神農大帝與三恩主公
鸞堂兩大信仰系統並存之廟宇。五穀宮爾後的發展與地方人群之社會網絡息息相關。因此，探究五穀宮信仰的歷史過程及背後之意義，有助於釐清國家、移民與地方社會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禮儀師」的誕生：從台灣殯葬禮儀治理視角切入的歷史考察
為了解決板橋民治街88號 的問題，作者梁家瑋 這樣論述：
這是一份關於台灣禮儀師誕生的研究。本研究企圖透過社會學的分析與考察，了解為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會出現需精通殯葬禮儀且具有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能力的禮儀師這樣的新職業？為什麼這種新職業會成為國家唯一認可的「專業」並納入國家法規當中呢？本研究從台灣殯葬禮儀治理的角度切入，分析台灣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與禮儀師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首先觀察台灣在中華文化復興時台灣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這時台灣政府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是希望透過標準化禮儀的推動賦予國民政府統治正當性。在統治技藝方面，政府主要使用「宣導/示範」模式來實踐其禮儀治理，希望藉此展示「傳承中華文化的國民黨推動文化復興」，並透過這
些展示使國民黨獲得統治正當性。到了1970年代初，國民政府面對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政府開始改變塑造正當性的方式，由原有的「復興中華文化拯救民族」改為「帶領台灣邁入開發國家」，也因為國民黨塑造正當性方式的轉換，本來就僅作為正當性手段的禮儀治理對國民政府來說不再重要。到了1980 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脫衣舞電子花車的出現並成為送葬陣頭的一環，政府不再像1960、1970年代僅將殯葬禮儀當成「禮儀之一」，而是將殯葬禮儀當成一個單獨、需改善的問題。這時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目標不再是透過禮儀治理來獲得正當性，而是「驅除傷風敗俗的殯葬禮儀」。然而，雖然此時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已經有所轉變，但在統制技藝
上卻仍受過去禮儀治理慣性影響，這時政府仍意圖使用一種「宣導/示範」模式來治理殯葬禮儀，這也造成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有所落差。隨著1990年代出現的大型禮儀公司及其對「黑心葬儀社」的建構、生前契約概念的引入，政府發現這些無法解決的殯葬禮儀問題並不只是禮儀問題而已，殯葬禮儀跟殯葬禮儀的施為者是完全扣連在一起的，所以政府要面對、處理的其實是殯葬禮儀服務產業的問題。也就是說，透過治理對象的重新界定，殯葬禮儀問題變成了一個「服務品質」的問題。而在殯葬禮儀治理政治理性改變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新的統治技藝來實踐其政治理性，此時大型禮儀公司引入的「日本模式」使得追求「提昇殯葬服務業品質」的政府有
了可供參考的範本，所以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政府開始推動禮儀師的證照化，這也促成了禮儀師這種「專業」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