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團三長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民進黨派系政治：2000-2008

為了解決民進黨團三長的問題，作者謝瑞明 這樣論述：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的地位。在民進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2000年至2008年中央執政無疑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過程及觀察重點。首先，這是台灣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及民進黨史上首次中央執政，民進黨政府在這八年中對台灣政治發展有深刻的影響，具有歷史上的意義。其次，民進黨在八年中央執政後期卻深陷弊案，進而失去執政權，其中也深具反省的意義。 八年中央執政過程中，派系政治仍是黨內、黨政之間引起爭端及對立的主要根源，也是社會各界觀察民進黨政府執政的主要焦點。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八年中央執政時期民進黨派系政治的發展，從整體發展、派系的世代分布、派系與政黨事務、派系與選舉事務及派系與政府

事務等角度，分別探討民進黨派系政治的發展過程、原因與主要本質。 本論文發現：中央執政後，派系政治仍是民進黨政治運作及權力結構的主要特徵。為配合執政及總統決策因素，傳統衝撞、合議及共治型態的派系政治的確已逐漸弱化與和緩。執政時期派系政治的型態，主要為陳水扁總統主導下的派系政治與圍繞總統候選人及地方行政首長所形成的個人派系。陳水扁總統主導因素特別突顯，八年執政時期的諸多政黨事務、選舉事務及政府事務變遷，主要是此運作的呈現。不過，當陳水扁總統相關弊案陸續爆發後，其個人及所屬派系的權威已降低，黨內派系運作又逐漸回復至傳統型態。 民進黨是派系聯盟型態的政黨，整體事務由派系共同協商與決策。中央執政

後，派系影響力弱化，成為穩定型的派系結構，陳水扁總統因半總統制下崇高的黨政地位，成為最重要的主導力量；原本派系產生重組，派系影響力走向弱化。所以中央執政後，民進黨較偏向黨內集權型的政黨。 過去個別存在、地位平等的普通及較制度化派系，在陳水扁總統及前述個別領導人自利主導下，逐漸轉變成個人侍從派系。以陳水扁總統為最高層，下轄前述個別領導人的複雜派系，是中央執政後民進黨的派系型態。此種複雜派系的型態，在執政中、後期爆發相關貪瀆弊案後才有所變遷。 另外，從競爭特徵與範圍的角度，執政前民進黨的派系運作為開放型態，因為派系競爭範圍包括廣泛的組織成員，甚至訴諸於社會團體或大眾。執政後，派系運作走向封

閉型態，競爭範圍較侷限於領導核心的少數人，特別是陳水扁總統及少數高層領導人。而從派系發展的角度，民進黨派系發展與日本自民黨頗為相似，即由多元走向個別及共同主導的派系發展。 所以在2000年開展中央執政後，民進黨派系的正面、競爭功能已相當程度的喪失。因配合執政及陳水扁總統的主導，原本派系的影響力已大為降低。過去因派系競爭所展現的公開、民主、多元性格，在中央執政後也較為淡薄。民進黨派系的競爭功能也逐漸喪失，也是最終導致八年執政終結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階段立法院黨團協商之研究（2008.2.1至2009.6.16）

為了解決民進黨團三長的問題，作者周建邦 這樣論述：

過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皆指出，黨團協商與促進議事效率關係密切，然而協商要有意義、實質進行的前提條件是，要存在理性討論的空間。2008年2月1日第七屆立法院正式運作後，出現朝野席次分配差距過大的現象，與以往國會結構迥異，這是否意味著當前的政治環境是否已經演變到了藍、綠根本不可能好好討論的程度，導致根本不可能出現理性溝通的協商？透過立法成果的變化、國會黨團運用協商的方式及黨團協商的修法方向這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發現黨團協商與議事效率的正相關越來越淡薄，甚至轉變為負相關，一但黨團協商對議事效率造成危害，就否定了過去研究給予黨團協商的存在價值。之所以會發生這個問題，是因為當前台灣社會缺乏和諧互信，國會

政治生態難以合作，導致立法院各黨團缺乏溝通意願，立法院的理性討論空間面臨空前的危機，使得黨團協商不易成功，無法化解立法爭議。比較觀察英、美、德這些先進國家的國會，發現各自有將溝通納入議事運作的制度，且運作良好，這與該等國家的民主深化程度有關，早已體認溝通對處理衝突的重要性，並具體落實在國會的運作上。然而台灣尚在摸索適合國情的民主形狀，就「民主該怎麼解決衝突」的問題，仍停留在「多數決原則」處理的認識而已。本文以為，該問題應以「溝通優先，多數決優位」的方向思考，才能調和民主理想與台灣現實的落差。理想的民主應該靠溝通處理衝突，從而遇到衝突時應優先溝通處理，但在溝通失敗後，為維持社會前進，需要貫徹多數

決原則的優位地位。之所以強調優先溝通，是因為少數能透過溝通發聲，同時為了讓少數表達意見，社會已耗費相當成本，民主講求的「尊重少數」因為「溝通」賦予少數發聲權利獲得滿足，少數不應再以此為由抗議、不服從甚至阻撓多數決的進行。「溝通優先，多數決優位」也應是立法院處理立法爭議的方式，現行的黨團協商制度得負擔在國會內溝通的任務，同時由於協商過程需對外公開，少數黨能經由黨團協商向社會表達政黨立場，獲得足夠發聲權利，立法院也因舉行協商投入相當的國會資源，因此議案經過協商代表已經尊重國會少數，從而當協商不成院會處理時，為維護多數決原則在立法院的優位地位，得限制冗長發言、簡化討論、表決過程、排除議事干擾，這些效

果將同時改變目前黨團不願協商的現象。最後本文檢討9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集會遊行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過程，分析各案中黨團協商溝通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及能否順利行使多數決原則，對黨團協商提出改進方向及修法建議。除解決案例實際發生的問題外，並藉此增加未來黨團協商溝通成功的可能性，幫助多數決原則在立法院貫徹執行，並進一步具體說明如何讓國會多數和少數重回協商，並讓協商過程儘量朝理性溝通的方向發展，以挽救立法院的理性討論空間不足的問題。此外，需特別指出，本文係從溝通行為的角度出發，對黨團協商進行研究探討，然除溝通的面向外，黨團協商於現實運作時，也可能是政黨的策略性行為，與本文所稱的理

性溝通有極大差距，從而若從政治策略運用的角度切入研究，將會對黨團協商有不同的認識，亦能獲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