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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口譯：理論與實踐

為了解決法院英文的問題，作者陳雅齡 這樣論述：

　　本書為作者多年來從事法庭口譯研究、教學及自我實踐的結晶。理論部分涉及法律翻譯的核心──法律術語的翻譯及法律語言的模糊性，因而對於從事法律筆譯的讀者也有啟發，實務演練示範如何查詢專業術語及法學資料庫，模擬台灣警察局及法庭辦案的語境，提醒通譯翻譯時該有的技巧，同時對照美國法庭警察局的對話語料。整體上適合各語種的司法通譯進修，法官、檢察官可從中瞭解司法通譯的工作性質以便配合，會議口譯人士亦能有所應用。 　　台灣法官學院與高等法院近幾年來定期訓練司法通譯，顯示國家公部門對這個學術及工作領域的重視，然而目前台灣探討法律翻譯的書籍多以外文撰寫或偏法律筆譯，很少針對法庭口譯領域而作

。本專書涵蓋了通譯史、語言研究、口筆譯理論及法庭口譯實踐技巧，宏觀與微觀兼具，整體上可與西方Mikkelson 之「法庭口譯」一書互為東西方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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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價值與勞動權益：社工勞資爭議之行動歷程探討

為了解決法院英文的問題，作者許博軒 這樣論述：

本研究自研究者於社工職場中經歷「利他價值」與「勞動權益」之衝突為起點，開啟社工專業化與勞權的對話。1990年代起，臺灣社會福利立法的蓬勃發展，加上福利服務民營化的推動，帶動社工人力的成長與專業組織的興起。然而，「社會工作師法」的立法與推展，卻引發了「專業自主性喪失」與「證照造成社群隔閡」等議題。另一方面，在福利民營化之下，政府大量釋出之委託方案造成非營利組織對政府財源的依賴，以及由責信制度衍生的繁雜核銷工作等，而委託方案的經費不足也造成社工被要求回捐以共體時艱。隨著2009年社工被納入勞基法適用及2011年新勞動三法通過，社工開始組織職業工會，促成基層社工於既有的專業體制之外，出現集體爭取勞

動權益的可能性。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藉由深度訪談法探究社工進行勞資爭議之助/阻力與工會之勞權倡議策略。深度訪談的對象包括7位曾進行勞資爭議之社工，以及5位曾協助處理勞資爭議的社工工會幹部。其中，受訪社工發生之勞資爭議類型以「薪資回捐」為大宗，「契約變更」次之。根據受訪社工的經驗，勞資爭議之歷程包含五個階段：一、置身爭議情境；二、覺察爭議事實；三、抉擇是否進行爭議；四、形成行動策略；五、反思爭議造成的影響。至於工會則因應不同狀況採取多元的協助策略。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一、阻礙社工進行勞資爭議的主要因素，包含遭雇主曲解的利他價值、缺乏勞權知識及職場黑名單文化。二、促成社工進行勞資爭議的動力，

源自於民營化下政府與雇主對於勞權的忽視，進而觸發社工藉由勞資爭議爭取勞權，並反思專業價值的意涵。四、因社工勞資爭議類型特殊，且政府方案委託監督機制失靈，工會藉由充權社工之勞權意識，以及倡導透明的政策溝通機制，形成以集體權倡議勞動政策之基礎。最後，本研究認為維護勞動權益的關鍵在於勞權意識的覺醒與社群的團結，因此，研究者建議社工的專業教育中應納入勞權教育，以強化社工之勞權意識與提升公民參與的層次。

國際法院新近案例研究（1990~2003）

為了解決法院英文的問題，作者邵沙平 主編 這樣論述：

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議主席保羅·亨利·斯帕克在1946年國際法院第一次開庭時就適時說明了國際法院的重要性：我不敢說法院是聯合國最重要的機關；但我想我可以說無論如何沒有比法院更重要的機關。或許大會的人數更多，或許安全理事會更引人注目……法院的工作可能不太顯眼，但我深信這項工作極為重要。 　　作為多年從事國際法教學和研究的學者，編寫本書的直接動因來源於國際法的教學需要和實踐。我在國際法的教學過程中，了解到眾多學生希望能讀到結合國際法最新案例分析國際法及其新發展的專著和教科書。因此，我在給研究生講授國際法和國際刑法的相關課程時，采用了師生互動研究國際法院最新案例的教學方法，並決定在此基礎上編寫國際法新

近案例研究一書。 　　對於學習國際法的學生來說，研究國際法院的案例有助於理解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什麼是國際法?第二，怎樣適用國際法?而研究國際法院的新近案例，則有助於學習、遵守和適用現行有效的國際法。本書選取1990年到2003年的國際法院案例進行研究，不僅因為這一時期是我們身處其中的國際社會和國際法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還因為這一時期國際法院的案例對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一系列我們亟待專門研究的新問題。學習和研究國際法院的案例，不僅是學習和研究國際法的需要，也是加強中國法制建設的需要。曾任紐倫堡檢察官的本傑明·費倫茨先生有一句名言，「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沒有法律就沒有正義，沒有一個法院來裁定

在特定情況下，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合法，就沒有有意義的法律。」今天，世界上沒有任何司法機關具有與國際法院相同的決定整個國際社會法律問題的能力，沒有任何其他的司法機關向世界上的各個國家提供了如此良好的促進法治的機會。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的國際法院在國際法治中的作用和責任日益彰顯，國際法治與各國法治的互動更加密切。國際法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但國際法治不會自動形成和實現，需要國際社會強有力的推動。在當今的國際社會，國家依然是推動國際法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力量。我國作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在促進國際法治的發展以及國際法治和中國法治的互動方面負有更重要的責任。中國應

進一步推動國際法治和中國法治的良性互動，是因為國際和平和可持續發展需要通過國際法治來保障，中國法治也需要良好的國際法治環境。這就要求我們關注國際法院的成功和不足。國際法院的審判實踐及其分析法律問題的方法和思路，對於我國法官和其他法律人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為國際法領域的中國學者，編寫本書寄托着我們的美好期望：推進國際法治和中國法治的良性互動。 　　編寫本書的另一個動因來源於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國際刑法公約的實施和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犯罪的法律控制。根據項目規划，研究國際法院的案例是基礎性的工作。 　　本書在結構上分為二十一章。第一章是國際法院的

簡介。從第二章到第二十章，對17個訴訟案件和2個咨詢案件進行分析探討。各章包括三部分內容：案情簡介、案件程序與裁決以及法律評論。本部分內容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資料來源於國際法院英文案例的第一手資料。在案例材料選擇方面，力求「實事求是」反映每個案件的原貌，避免以個人好惡「斷章取義」，歪曲案件的實際情況。這種堅持「客觀、真實、全面」取材的態度，不僅是對國際法院的尊重，奠定了研究和分析案例的堅實基礎，也旨在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第二，在每個案件判決部分，不僅僅寫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院決定，還附上各個法官的相關聲明、個別意見和異議意見。這些聲明、個別意見和異議意見有助於我們從廣度和深度思考法院的

判決以及案件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這些法官個人意見，雖然沒有成為主流意見進入判決而成為「確認國際法」的證據，但有的個別意見極具學術價值，有的異議意見指出了國際法存在的問題和新的發展趨向。因此，對於從事國際法理論研究和處理國際法律實踐問題的法律人而言，這些聲明、個別意見以及異議意見不應該被忽視。第三，在法律評論部分，一般精選兩個問題將國際法院判決與國際法治結合起來進行多角度、綜合的比較分析研究。也就是說，以案件和法院判決中提出的問題為重要尺度，對法院在該案中與法院過去類似案件的決定進行縱向比較，對法院決定或法官意見在國際公約和國際法律實踐中的反映進行橫向比較，從而對國際法院的實踐在國際法中的位置、

國際法院的實踐對國際法的影響以及國際法院面臨的挑戰和國際法的新發展等理論和實踐問題得出比較合理可信的結論。將國際法院實踐與國際法治結合起來考察，是本部分法律評論的重要特色，也是本書研究貫穿的主線。第二十一章以國際法院和國際法治為題對國際法院訴訟和咨詢的新近實踐進行總結和評論。在正文之后，本書的附錄包括中英文對照的部分專用術語和案例名錄。 　　本書是采取集體討論、分工研究和獨立撰寫的方式完成的。我作為本書的主編，首先選定了相關的國際案例、國際公約和國際法律文件以及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確定了該書的編寫目的、結構和人員。本書從2002年3月開始啟動，到2004年9月最后定稿。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蘭花、

張穎軍在2002年的初稿編寫過程中，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宋傑在2003年和2004年的稿件增補、修訂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何帆、范紅旗、廖詩評在2004年的本書定稿和附錄匯編過程中均協助主編做了大量工作。

官僚、法院與中國知識產權執法體系

為了解決法院英文的問題，作者梁書瑗 這樣論述：

在共黨國家，如何調配自身體制內的制度以應對因經濟轉型而出現大量的社會糾紛，並有效地排除之為攸關統治正當性與政權存續的議題。當1978年中國宣告進入經濟改革開放的時代，恢復私營經濟與市場運作，其經濟與社會結構因而有別於毛治下的中國，此番改革帶來社會階層分化、經濟活動複雜化等現象。同時也造成社會、經濟領域的糾紛擴大。在中國，行政執法與法院途徑，均屬體制內最主要兩種解決糾紛的方式，然而為何有些糾紛當事人會尋求司法途徑解決；但有些糾紛當事人則採取行政途徑排除？本文以中國知識產權執法雙軌制為例，運用訪談資料與文獻資料指出：在中共一黨領政的體制下，行政部門的執法動員能力是關鍵原因。行政部門能否達到尋求行

政途徑解決的主要目標：「主動」且「快速」執法，在最短時間內抑制違法行為，縮小權利人權益損失的目標就成為關鍵。一旦行政部門的執法動員能力弱化，無法滿足權利人對維護市場秩序的需求時，戮力推動審判標準一致的法院系統便成為當事人排解專利侵權、糾紛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