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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時人之金錢觀

為了解決海神除毛費用的問題，作者陳舒涵 這樣論述：

摘 要 明初於生活各方面，用法律規定並強制執行，使君臣、士庶等各階層均有所別，使社會能「貴賤不相逾」。晚明，人們的觀念出現大幅的轉變，與過去大相逕庭，崇尚物質生活的享受，不再安貧樂道。此種態度體現於對金錢的熱烈追求，迥異於儒家所言恥於言利的思想。孜孜以求一朝發跡的夢想，事事以金錢衡量，錙銖必較，唯利是圖。這是歷代王朝所少見，是較特殊的現象。 「士農工商」四民之中，以士為首，對國家社稷而言，士大夫因為擁有知識，被視為菁英份子，原本明初選舉之法有四：學校、科舉、薦舉和銓選。不論出身、資格，量才予官，但是明景泰年間，因為災荒、財政困窘，國庫日益空虛，為支應龐大的費用，形成捐

官制，以販售官爵或公營事業經營權之收入來充實國庫。在捐官制度隱然成形後，科舉制度形同虛設，不再是晉身仕途唯一不二法門。富賈之家子弟只要捐輸銀兩，自可獲得官爵；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重視的不是人材，而是貝字旁的財。無錢無勢的普通士人螢窗苦讀，沒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此外，明代官俸既苛且薄，中低階官吏之俸祿僅可溫飽，無法負擔的起各項應酬與謝禮。吏治考核、開拔規則亦淪為金錢交易之標的。藉金錢賄賂進入官場獲得一官半職，當然要有所補償。等價交換原則在官場中同樣存在，且不僅是等價，有辦法的人更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光是貪汙受賄是不足的，於是想出其他的辦法，聚集更多的錢財，這個途徑就是經商。因此這些官僚同時兼有商人

的雙重身份，且可以利用官職的權利，使自己的生意暢通無阻。明代中葉後吏治敗壞，貪污成風下自地方官吏，上至王公大臣，甚至當朝皇帝均成貪腐集團之成員。 既然錢可生權，權又可挣更多的財富，又，政治黑暗、仕途難行，學子舉仕無望，未入仕的士人們為求溫飽與發達之機會，觀念也改變為從商與讀書同是第一等生業。唯有承擔的起仰事俯育人生義務，才能確保治學之道。使得士人開始對安身立命的經濟基礎有所重視，因為十年寒窗苦讀可能是南柯一夢，不如靠販售所學或技藝所得之豐厚收入或者轉為商賈一本數利，近利、好名成為當時士風的主流。士人的錢財觀念，從安貧樂道轉為「謀生為重」，儒家教條已遠不如填飽肚子來得重要。 明中期，

因人口增加、耕地不足的困境，加上從商可獲取暴利的誘惑，商業成為重要謀生手段之ㄧ，為求巨利，不論距離多遠，用什麼樣的方式，只要有錢賺即可。這樣好貨好利的心態，進而造就商人表現出巧取豪奪的行為。如放高利貸、開當鋪的用計謀坑騙他人，以換取人身或財產。由於金錢支配一切，對於「節儉」亦有了新的定義，晚明所謂的儉者，卻是急著聚斂，只入不出。要其將錢財拿出，猶如去筋剝骨般的疼痛。此外，富商巨賈們為了提高身價，除買官榮耀宗族與方便日後生理之進行，出手闊綽的程度令人咋舌，除珍奇寶物充櫃，衣盡綾羅綢緞、色澤鮮艷，住則假山樓閣，雕樑畫棟，且妻妾成群競艷，奴僕成群，日日笙歌，餐餐珍饈，極盡奢華之能事。目的就是突顯誇耀

自己的財富。 對於一般百姓而言，豪商巨賈生活的豪華奢侈，處處可見。使人民對於商賈因此產生欣羨之心，進而學習模仿。由上至下追求金錢的氣氛瀰漫整個社會，大多認為金錢代表一切，錢財成為注目焦點，有錢就等於擁有地位與權利之象徵，只求迅速得到財富，不論是否符合禮義道德。為了錢，什麼都敢做。在如此拜金主義的風氣下，一般百姓為求迅速致富，像是賭博、偷、搶、拐、騙等勾當，層出不窮，這樣的風氣促使明嘉靖三年於潮州發生「鴿變」這樣大規模的騙事，人心詭詐多變，無論是和尚、尼姑、衙役、婦女、一般中下層人民等皆無法倖免。 拜金思想影響著晚明時人們衡量事物的標準，以錢財多寡作為交往的準則，世風日下，這樣的景況

逐漸養成笑貧不笑娼的態度。情感、態度的親疏遠近，全憑財富多寡決定。有錢就鞠躬哈腰，沒錢就視如敝屣。人們的交往全憑一個錢字，以衣冠取人，所謂的交道只是交易之交，人一旦有難，即使親骨肉也會不見蹤影。就連向來被教導要三從四德，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的婦女，對丈夫親戚的態度好壞，全憑賺得錢財的多寡，改變成只認得錢不認人的勢力嘴臉。笑貧不笑娼的風潮，同樣影響婚姻的結締，只要有錢，就算是乞丐的家庭都搶著與之結親，注重的是錢財多寡。婚姻論財的風氣盛行，不僅女家向男家索取聘金，男方亦要求女方給予相當的嫁妝，已達到錙銖必較的程度。婚姻論財的情形已嚴重到因害怕女兒長成無嫁妝而無法完婚，男孩娶婦無法負擔聘金

，而有溺殺嬰兒的情形。有錢才能在人前抬頭挺胸。笑貧不笑娼的觀念瀰漫整個晚明社會。為了怕人恥笑，遂不惜超越自己所能負擔的能力，力求鋪張浪費，傾家蕩產的互相炫耀，破產也無所謂，只為追求一時的虛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