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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幸福： 從「小確幸」現象看台灣八〇後世代的失權

為了解決無印良品丹寧筆袋的問題，作者邱子珉 這樣論述：

近幾年來，「小確幸」這個詞躍上了台灣社會的舞台。不論是在商業廣告或政治人物的口號中，它都具有著強烈的指稱性：年輕世代。在一股充滿著「拜物」的氣息中，「年輕世代」成為「消費」小確幸的對象主體，成為小確幸「內縮」意識型態下的「匱乏」者。然而，究竟為什麼年輕世代「只能是」小確幸？是什麼決定年輕世代是「小確幸世代」？而，若小確幸意味著的是內縮與匱乏，那怎樣的幸福又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該被追求的「大幸福」？又，是誰在定義「幸福」是什麼？為回答這些詰問，必須「解構幸福」。故本篇研究先從現象出發：由於「小確幸」是一個相當新且正在發生的現象，因此筆者以網路資料（廣告、新聞、社論、部落格）為主要文

本，呈現出小確幸是如何從「文創商品」漸漸被應用至「政治商品」，以及這些商品所共同透露出的訊息：內縮意識形態。值得注意的是，當政治人物們也試圖提出小確幸政策冀望「年輕世代」買單時，這股內縮意識形態背後的焦慮便是上至國家下至個人的—匱乏。透過撥洋蔥式的手法，Marx的商品拜物教結合精神分析理論讓小確幸拜物心態下的「匱乏」原形畢露，這是對於「小確幸」的第一層次解構。接下來，為繼續探究「匱乏」所指為何，筆者借用Bourdieu的「象徵權力」理論指出「幸福是被建構的」此一事實。亦即，常識中習以為常的「幸福」實是建立在知識權力的架構之下，擁有權力者即決定了「何謂幸福」。在這套架構下，台灣的年輕世代是失語者

—在「追求大幸福」的定義下小確幸被噤聲，而他們是「只有（內縮的）小確幸」的世代；更是失權者—政治和經濟困境讓他們「只能」擁有，而小確幸背後是無盡的「匱乏」。筆者在此論文中將年輕世代定義為80後，就在於80後世代成長於經濟起飛與民主化、民族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卻於長大成人後面臨經濟上中產階級「下流化」，故轉而追求及時行樂的小確幸；政治上中國因素、政府程序不正義及媒體被政黨狹持導致他們「政治疏離」，而國家與媒體更是趁機藉小確幸進行「去政治化」治理的處境。這些都是讓年輕世代「匱乏」的理由，而這些都與現代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忠誠信奉相關。換句話說，本篇論文透過解構小確幸要指出的便是新自由主義與國家

間的共犯結構，不僅建構了「幸福」，更是導致年輕世代失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