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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古典現實主義論朝貢體系下韓中關係：檢討朝鮮歷史案例，1401~1644

為了解決玉山1800送200的問題，作者朴炳培 這樣論述：

本研究套用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理論框架，並重視東亞地區本身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本研究使用「雙邊市場平台」（two-sided market platform）和同盟理論，解答“何種因素促使朝鮮與明朝合作？而何種因素決定合作程度？”的研究問題。1401年朝鮮參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之後與明朝建立了雙重不對稱關係（asymmetric relation）：一是不對稱軍事同盟關係，二是基於儒家價值體系的君臣關係。如果明朝與朝鮮關係為物質和理念互相交織的不對稱關係很明顯，那麼屬於下位單元的朝鮮應當一成不變的聽從明朝的要求。但如果檢視朝鮮歷史案例，就會發現：朝鮮並不

一定接受明朝的要求而進行合作，即使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其合作程度也並非一貫；另外，朝鮮對明朝的政策變化與國際權力分配或理念性因素的變化沒有完全連動。研究結果發現1401年朝鮮參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以來，朝鮮配合明朝的程度的變異性源於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和同盟義務的比重之變化：首先，促使朝鮮與明朝合作的朝鮮國內因素取決於朝鮮國王的統治能力。明朝與朝鮮共享儒教價值，均接受「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然而，從朝鮮國王的角度來看，原意上代表「治統」者是中國天子，絕不是統治東夷之地的朝鮮國王，這意味著參與朝貢體系的朝鮮國王一旦陷入執政危機，其邏輯上可以依賴中國天子的權威，以強化自身權威並突破僵局

。因此，若朝鮮國王具有足夠的統治能力能可以控制士大夫官僚階層（道統），朝鮮國王未必採取訴諸於上層權威（即「中國天子」、或是「治統」）的策略，也沒有必要積極協助明朝的要求（如派兵支援等同盟義務）。另一方面，朝鮮決定合作的程度取決於同盟義務的比重。若朝鮮一方負擔同盟義務，雖然不能退出朝貢體系，但爲減輕本國的負擔而努力，導致不願意積極協助明朝（如派兵事宜）；相反地，若朝鮮被明朝要求的同盟義務歸類為小，朝鮮有意願擴大與明朝的合作範圍，也可以積極應對來自明朝的派兵要求。要而言之，朝鮮與明朝合作與否，以及朝鮮與明朝合作的程度，由國際因素(同盟義務的比重)和國內干預因素(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所具有的

相對大小來制定。如果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大於同盟義務，就容易作出基於天下秩序的決策，使朝鮮協助明朝的動機最大化；相反地，如果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小於同盟義務，就容易作出基於無政府狀態的決策，使朝鮮協助明朝的動機最小化。也就是說，在決策過程中，如果兩個因素的影響力差異很大，則很可能產生偏向於具有更大影響力的因素的決策。然而，如果雙方都維持「大」的影響力，那麼在決策過程中無法達成共識，或者決策集團的合作瓦解，使政權就會變得脆弱。

田代安定：博物學、田野技藝與殖民發展論

為了解決玉山1800送200的問題，作者陳偉智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日本博物學家田代安定（Tashiro Antei, 或Tashiro Yasusada，1856-1928）為個案，透過探討其一生的各個階段的行動，包含了田野科學、知識社群、技術官僚、產業發展構想等，建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歷史脈絡中，交織著全球史與複數地域史、多領域學科知識、知識生產與實踐的社會史。 田代安定的一生，在不斷擴大的田野中，發展其學思與經歷，從鹿兒島到東京，從日本本土到琉球，再到太平洋，之後隨著帝國的擴張，來到臺灣。對於知識的探索，也從純粹的對植物學的好奇與求知，逐漸關注應用博物學。在這個過程中，明治維新後國內在不同時期的環境與制度，以及外在的國際關係演變，

提供了田代不斷跨越既有領域、擴展田野的機會，然而同時也因為國內外的制度因素，使得1880年代田代發展出來的以八重山群島，作為國家邊界的熱帶島嶼發展構想，遭遇到了挫折。隨著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臺灣成為田代安定前半生累積的知識與經驗的實踐場域。田代對於「熱帶」的想像，從知識到實踐的展開，一路向南。來到臺灣之後，除了進行各地的田野調查外，主持熱帶植物園，從事應用植物學與熱帶產業發展工作，並開始出版臺灣調查的各種專著。一生的經歷，其田野旅行與博物學研究與發展，可以說是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大而展開。 在田代安定的經歷，我們看到隨帝國擴張而展開的博物學田野，對於自然的探索，也從純粹的學術興趣逐漸轉

而關注博物學的應用，從中尋找產業發展的資源。帝國的擴張與自然資源的國境化，並且再現在知識生產中。隨著帝國之間因擴張而來的地緣政治的危機感，除了加強了將自然的國境化的知識生產旨趣外，也轉化其應用博物學為殖民地發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