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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LM理論探討信任的前因及其對行動支付使用意圖的影響

為了解決玉山swift code查詢的問題，作者潘譽云 這樣論述：

近幾十年來雲端科技、通訊技術的創新與進步，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習性，也促使電子商務逐漸轉化為行動商務，而行動支付在行動商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但使大眾消費支付方式改變，也轉變了相關產業的商業模式。在全球數位金融時代崛起的今日，唯有瞭解影響用戶對行動支付接受度之因素，政府與民間一同建立有效策略，才能促進更多用戶使用其相關服務，以提升行動支付在國內的普及率，為行動商務帶來更大的商機。本研究以「推敲可能性模式」為主要架構，並以「服務品質」作為系統技術信任的前因（中央路徑）；「結構保證」與「社會影響」等變數作為服務供應商信任的前因（外圍路徑）進行探討，瞭解這些前置因素對於信任形成之影響，並探討

服務供應商信任、系統技術信任對行動支付使用意圖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蒐集資料，以有使用行動支付之用戶為研究對象，並使用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進行假設驗證。本研究根據589份有效問卷資料的分析結果發現，在中央路徑之行動支付的「服務品質」對「系統技術信任」具有正向顯著之影響；而在外圍路徑中之行動支付的「結構保證」、「社會影響」兩變數對「服務供應商信任」也都有正向顯著之影響；另外服務供應商信任對系統技術信任也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本研究依上述分析結果，針對管理意涵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之建議。

中國經濟國策與對象(國)的不同回應: 韓國與臺灣為例的比較分析

為了解決玉山swift code查詢的問題，作者鄭顯旭 這樣論述：

本文基於「經濟國策」的概念框架分析了中國自21世紀頭十年以來為支持其外交政策目標而部署大規模經濟資源的原因。以此分析為背景，本研究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為何中國的兩個主要對象(國)，韓國和臺灣，儘管具有類似的外部條件，但對中國的經濟國策做出了不同的回應。透過鋪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不同時期中國外交政策主軸的變化，本論文主張，中國領導層在尋求崛起為大國的過程中，戰略性地運用經濟國策來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許多國家不對稱地依賴中國市場，但實際上中國在聯盟體系當中受到很大限制，當中國已經在能夠控制國內企業和社會的情況下，加大頻繁使用經濟國策作為強化其國際政治影響力手段的力道。這種戰略

往往以幾種特色形式為代表，例如對特定企業和旅遊業的選定目標制裁。除此之外，本文透過 ①中韓自由貿易協定，②中國對韓國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HAAD)系統的經濟報復，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④中國對臺灣民進黨勝選的非正式經濟制裁等的四個案例分析發現，韓國和臺灣對中國的正面經濟國策（經濟籠絡）和負面經濟國策（非正式的經濟制裁）呈現出不同的反應。針對這些問題，韓國政府無論政黨輪替與否，大部分傾向於經濟實用主義，而其應對的重點是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保護和最大化國家的經濟利益。相比之下，臺灣政府按照當時執政黨對大陸的不同態度呈現波動趨勢，採取政治防禦立場並沒追求短期經濟利益。關於這兩個對象

(國) 對中國經濟國策的不同反應，本文從比較的角度來分析，韓國和臺灣的反應與他們不同的政治經濟屬性有關。自從90年代初，政治-商業關係和國家鑲嵌自主性在各自發展時期形成，以及與中國經濟關係發展的動機和初步推動力，影響了兩國政府隨後以路徑依賴制定後續政策決策的方式。韓國政府開始推動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其最初原因是經濟實用主義，並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尋求避險（hedging）。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國家在商業領域的鑲嵌自主性也影響了韓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制定。這些特色繼續影響韓國政府對中國政策在2004年至2015年推動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從談判到拍板定案，以及採取對抗2016-2017年THAAD經濟

報復的措施。相形之下，臺灣的私人企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引領兩岸關係的發展。儘管臺灣政府在90年代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放鬆了企業對大陸投資的限制，但後來主要試圖通過政治考量控制兩岸貿易增長的速度。臺灣政府與企業之間相對寬鬆的關係以及 較為薄弱的國家鑲嵌自主性也影響了臺北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這種機制在臺灣政府應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CFA的後續條約之一)與中國大陸對民進黨勝選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時, 又以政治防禦的形式而政黨之間不一致的方式出現。本研究理論上的意義在於本文概念化了中國有意將經濟手段用於政治目標，並通過比較研究擴大了對中國經濟國策的研究範圍。同樣地，本研究中提出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觀點可以補充新現實

主義學說無法解釋對象(國)獨特反應的嶄新觀點。同時，透過本文提供之外交政策領域新視角，將有助於提升發展型國家研究之豐富度。另外，這項研究可能對在試圖制定反制措施的中國對象國會產生政策影響，有助於他們了解中國經濟國策的背景，意圖和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