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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蘇永欽,方流芳寫的 問道民法：江平、王澤鑑對話中國民法法典化 和陳希佳的 從中國大陸司法實踐論紐約公約第五條「公共政策」之可預測性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元照出版 和元照出版所出版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 徐筱菁所指導 許正蓉的 從「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論公私協力下國家與私人之法律關係 （2021），提出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公私協力、行政助手、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路治理、言論自由、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吳志光所指導 江代維的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2021），提出因為有 精神障礙、權利歷史、CRPD、權利體系、兩岸比較的重點而找出了 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的解答。
問道民法：江平、王澤鑑對話中國民法法典化
為了解決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 的問題，作者蘇永欽,方流芳 這樣論述：
中國大陸《民法總則》剛剛通過之際，兩岸民法學界兩位泰斗人物江平教授、王澤鑑教授就中國民法法典化展開深度學術對話，全面、多點、雙線「問道」民法。全書對話由朱慶育教授主持。 本書對中國民法典的時代背景、功能定位、本土轉型、習慣法源、「提取公因式」的編纂技術、通俗或專業的語言風格以及人格權編和債編的存廢全面觀摩，對總則編中胎兒權利能力、法人類型與責任、法定之債、法律行為及其效力瑕疵、英烈保護條款等多點審視，高瞻中國民法典的立法進程，遠矚中國民法學的研究走向，雙線探尋法典和法學的彼此型塑之路，成就一部不可多得的「口述民法編年史」。
從「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論公私協力下國家與私人之法律關係
為了解決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 的問題，作者許正蓉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之意義，了解國家執行限制網路言論自由之公權力行政，並依循公私協力模式執行行政任務時，國家與協助之私人之法律關係應為何？以及執行行政任務的私人所為之作為係為何種行政行為？本文研究重心置於三個主要問題意識：首先，何謂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其次，藉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6條授權下，如何定義NCC與iWIN之間的關聯，思考在公私協力模式機制下國家與私人間關係的法律性質？第三、以我國對於網路言論與兒少保護，為何選擇以iWIN的機制進行兩者之調和為例，釐清公私協力模式下，私人所能為之界限？並於理解現行實務運行後，由理論與實務之探討結論，試擬兒少法與網路
言論自由之未來發展方向，並建構一套我國專屬且合法的網路治理模式。預期研究成果為：(1) 釐清iWIN與NCC之間的關係。(2) 了解iWIN所為之行政任務。(3) 試擬公私協力下國家行政任務交付私人行使的妥適模式。本文期待能藉由了解iWIN之運作，了解現今政府機關將行政任務委託私人辦理的實務情況，並試圖理解當時立法與政策考量；並藉由網路言論與兒少保護的調和之例，建構屬於臺灣本土適用的公私協力模式。
從中國大陸司法實踐論紐約公約第五條「公共政策」之可預測性
為了解決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 的問題，作者陳希佳 這樣論述：
《紐約公約》第5條第2項b款將「公共政策」明定為得拒絕承認及執行仲裁判斷的事由之一。由於「公共政策」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本條款在各地的解釋與適用向來是各界關注的重點。伴隨中國大陸近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向中國大陸法院申請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判斷的案例明顯增加，中國大陸法院如何解釋與適用本條款之「公共政策」亦備受矚目。本書從相關理論出發，搜羅大陸相關法規、司法解釋與實務案例，深入剖析中國大陸的法規及實務與國際上多數見解的異同，理論與實務兼備，是關心此議題之人士在案頭不可或缺的好書。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王澤鑑 民法總則 版本 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