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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的問題，作者程騫 這樣論述：

　　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 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 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 　　 　　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 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 一部有關

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 　　 　　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 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 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 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 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

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 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 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 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

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 　　 　　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 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 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

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 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 　　 　　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 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 神的訟師，其

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 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 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 　　 　　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 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 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

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 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 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 　　 　　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

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 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 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 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

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 　　 　　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 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 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 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 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 　　 　　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

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 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 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 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

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 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 　　 　　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 　　 　　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種好菜，過好生活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的問題，作者RobynVanEn 這樣論述：

　　你必須成為改變者，為了你所期望的世界。──甘地 　　「社區協力農業」對台灣的讀者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國卻已推行二、三十年。簡單來說，「社區協力農業」就是社區居民直接購買在地的農產品，尤其支持「力行有機栽培的小農」，分擔了小農的生活風險，讓他們不再因為氣候、市場的變化而影響生計。 　　當現代人的生活愈來愈都市化，我們在超級市場購買蔬菜、在餐廳吃飯，甚至在超商解決三餐，食物在商店、餐廳，或者販賣機裡出現，食物到餐桌前已經被清洗、處理、包裝，甚至經過放射線照射，並且運送了非常遙遠的路程。我們不再知道自己吃的食物從哪裡來，也不再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不是安全。 　　而「社區協力農業」正

是直接連結消費者與農人的那條線，在都市的近郊，農人們堅持種植無農藥、有機的蔬果，而消費者甚至可以在假日直接參與種植、採收或是分包的工作。消費者每週都能在鄰近地點收到新鮮、當季的產品，他們會知道，自己花的每一分錢都直接付給種植、照料和收成食物的人們；而自己支持的有機栽培方法，則保護了土壤資源和水的品質，甚至能確保自己的健康。 　　在美國，已有近1300個這樣的農場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而台灣，這股力量也不斷醞釀，從花蓮的大王菜鋪子、宜蘭的穀東俱樂部、台北希望廣場、漂鳥網，到各地的農民市集；假日農作甚至變成一股潮流，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中發酵。 　　對於想參與這個浪潮的讀者來說，這是第一本詳細討論社區協

力農業的書，作者分享了各個農場的運作方式、他們面對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當然，作者也分享了每個消費者在參與這個活動中的笑聲與汗水。對於各種都市生活產生的文明病，社區協力農業也許正是維護心理與身體健康的一帖良方。 作者簡介 羅萍．凡恩（Robyn Van En） 　　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專致推廣社區協力農業，她在會議、工作坊中演說，面對面或透過電話給予建議和解決問題。她是北美洲社區協力農業的創辦人以及唯一的專職人員。 伊利莎白．韓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 　　整理了全國有關社區協力農業的論文、羅萍的信件，以及時事通訊的影印本，整合成此書出版。

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

為了解決理監事會議出席人數規定的問題，作者楊書濠 這樣論述：

本文的題目〈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研究動機是想要瞭解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變化狀況。因為一個國家的戒嚴對整個社會發展，會產生極大的變化，台灣地區更是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為世界各國之最。戒嚴時期的社會型態與民主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因此在面對台灣社會由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人民團體所受到的影響與變化，是值得觀察研究的。 在觀察的對象上，諸多的人民團體中，何以會選定中國佛教會呢？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兩點：一、它是中國最早成立，並且通過政府立案合法的人民團體。民國成立之初，佛教人士即積極的透過各種整合，成立「中華佛教總會」，並分別取得了當時南京政府與後來袁世凱

政權的確認，成為合法的人民團體組織。之後雖然經過多次波折與重組，自民國十八年終於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中國佛教會不僅是戒嚴時期佛教界唯一的中央級人民團體組織，至今在台灣之佛教界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其組織發展的歷史悠久，足以作為觀察宗教與政治互動的對象。二、它是國民黨較早認可的人民團體。國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後，進入了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後，民國十九年（1930）中國佛教會即獲得國民黨中央黨部認可，成為國民黨較早給發合法證書的人民團體，與國民黨之間的互動歷史悠久，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可資比較研究。 從戒嚴到解嚴的時間界定上，本文主要以中國佛教會的發展為主體，觀察其在民國六十七

年（1978）至民國九十年（2001）之間的發展。之所以如此界定時間的原因，是因為此段時間正好歷經中國佛教會第九屆至第十四屆會期，分別有白聖、悟明及淨心三人擔任理事長。三位理事長中，白聖擔任理事長的第九屆、第十屆（1978–1986），正處於戒嚴時期；悟明擔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1986-1993）理事長，正是台灣社會處於解嚴前後的敏感時期；淨心法師領導的中佛會第十三屆、第十四屆（1993-2001），則為台灣社會解嚴後，至政黨輪替間的敏感時期。本文即是希望透過中國佛教會在此三個階段的發展，觀察台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對此一人民團體帶來何種的衝擊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