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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社會學概論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社會學概論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年金改革對於志願役軍人留營意願影響- 以十年以上政戰軍官為例

為了解決社會學概論的問題，作者邱庭誼 這樣論述：

本研究希冀探討年金改革上路後對於十年以上志願役政戰軍官留營意願是否產生影響，本文結合歷史研究途徑與生涯發展理論來瞭解年金改革制度演變以及年金改革後對我國軍人留營意願是否產生影響，本研究探討之「留營意願」非指非常備役人員役期屆滿考慮是否退伍或留營之意願，而是根據R.P. Tett & J.P.Meyer針對「留職意願」定義為：「一單位員工謹慎評估後，對於自身是否繼續留任原工作的意願程度」為本研究探討留營意願之定義。 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法來蒐集綜整與軍人年金改革相關的研究資料後，建構出年金改革相關的歷史背景、發展脈絡與符合本研究相關的訪談大綱，再以個案研究法與深度訪談法，採立意取樣

、滾雪球取樣針對符合本研究的15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取得其意見繕打成逐字稿供受訪者確認是否無謬誤後，再供本研究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與意見綜整，本研究預計探討年金改革後是否對於服役滿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上、接近三十年的政戰軍官產生影響，除了內在自我因素與外在環境因素對其年金改革後的生涯規劃會產生影響外，另外探討年金改革後子女就學補助費是否對受訪者留營意願產生影響。

余英時文集【典藏套書 I】：香港時代、學術論著與書信選集，重訪史學泰斗的思想軌跡（加贈博客來限定獨家別冊）

為了解決社會學概論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思想史的傳薪者　余英時 　　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最深遠的知識人   　　余英時文集涵括四大類、28種書目、總字數超過450萬字，完整呈現余英時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余先生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本套書計有10種：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書信選  

　　★ 加贈博客來限定獨家別冊：《余英時的治史歷程：腹稿、書海與突圍》 　　輯錄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三位學者，於2021年9月5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之發言。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史學大師初試啼聲的首部作品 　　回應中共馬列主義教條，重新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梳理近代文明發展脈絡的明快之作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原於1953年在香港出版，是余英時先生第一本以書籍形式出版的著作。   　　1950年，余英時先生自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之後，立即面臨的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反思並回應共產政權席捲全中國的歷史現

實，一方面他要對抗中共及其馬列主義教條，另一方面則要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等價值的追求，因而決心寫一本書「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並探問「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本書在結構面力求系統化，梳理近代文明的脈絡；在取材上則盡可能扼要，精鍊浩如煙海的史實。因此作者自道：「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書中，余先生以提綱挈領的形式，回答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課題。他對極權主義的憂心與批判，以及對自由與民主的畢生追求，都已清晰地展現於本書的字裡行間。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民主是否只能從革命而來？革命是否必然帶來民主？ 　　《民主革命論》全面解析了民主與革命的歧途與正道 　　提倡一種新的革命精神，並期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新展開   　　《民主革命論》原於1954年在香港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初稿曾連續刊載於報章之上，後經大幅補充、改寫而成本書。余英時先生從懷疑革命、憎惡革命，而開啟對革命的研究；從反對「革命」到對革命的了解，而終於重新肯定革命更豐富、更嚴肅的意義，對革命此一理論概念有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理解。   　　雖然革命是近百年來歷史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然而這樣重要的問題，竟未獲得學者的全面探討。余先生在本書直指：「中國近百年

來所發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祇是舊社會的解體，而不是新社會的重建。」中國革命的一連串失敗，正可說是偏激的革命精神之必然結果。   　　余先生在本書高舉民主的革命精神，熱情而不盲目、積極而不殘酷、建設而不妥協。「祇有在這種革命精神的籠罩之下，民主革命才可以不致走入歧途，並能完成它自身的歷史任務」，「這種革命精神最初祇存在於少數人之間，隨著時間的進展，它逐漸地彌漫及於社會的每一角落，而形成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到了這時，革命的時機才算成熟；革命的號召也就能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響應。 　 　　▍《到思維之路》 　　「如何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在革命狂潮與混亂時代

中，余英時先生寫給年輕讀者之作 　　以理性掃除思維路上的亂石與荊棘，解開思想中的障礙與糾結   　　《到思維之路》是余英時先生在流亡歲月中，寫給青年讀者的一本小書，原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書中各篇文字來自余英時先生在《自由陣線》週刊的「山外叢談」專欄，原以筆名「艾群」發表，專欄名稱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   　　書中指出，思想在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的心中祇不過是一種統治工具，和刀劍槍砲沒有任何不同。然而思想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所有優點。       　　余先生將本書定位為寫給

同時代的青年朋友，因此強調書中絕不說教、不煽動、不賣弄邏輯、不擺學究面孔，在寫作上完全採取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真誠而直白。   　　身處於激烈的思想戰爭時代之中，余先生希望透過此書，讓讀者學習防身的本領，保持思想的自由，不受專制與極權左右，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民主制度之發展》 　　面向過去而生，是人類的唯一出路 　　這是有系統地敘述西方民主制度發展的一部通史 　　也是指向未來民主生活的路標   　　《民主制度之發展》延續《近代文明的新趨勢》的核心關懷，辨明了民主與極權體制的異同與發展。   　　余英時先生寫作本書時，正值自由世界與共

產世界展開思想鬥爭的時刻。然而，弔詭的是，「反民主的一方卻反誣真正的民主世界為不民主，且自詡為進步的民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欺世盜名」。遂促使余先生疾呼，「民主自有其客觀的標準與悠久的歷史，終不能為反宣傳所遮蓋」，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歷經中古時代、宗教革命、專制時代，以至法國革命及十九世紀民主運動，撰寫出這部以民主制度發展為核心概念串連而成的通史。   　　余先生指出，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民主曾經遭遇不少的打擊與挫折，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更面臨種種威脅與艱險，也暴露自身的弱點與缺陷，但唯有民主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團結，方能讓民主制度不被摧毀，永久長存。 　　 　　▍《自由與平等之間》

　　以學術研究回應時代的苦難與變局 　　在中西文化的融通中，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意義與實踐   　　自由與平等本是起源於西方的概念，但在《自由與平等之間》中，余英時先生強調，追求自由與平等並不等於全盤西化，中國文化中存在許多足以接引民主體制的成分。他進而指出，過去自由民主運動的失敗也許正是因為未將運動安放在堅實的文化基礎之上，致使自由與平等的理想淪為空洞的口號。   　　此外，一般人經常以為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概念有著內在不可緩解的矛盾，彷彿兩者是取一捨一的關係。但余先生提醒，如果自由失去了平等的限制與平衡，便會走上絕對的自由主義之路；反之，平等如果失去了自由的限制與平衡，也同

樣會走上絕對的平等主義之路，近代歷史的發展實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民主的角度上看，不僅真正的自由包括了平等的原則，真正的平等也同樣涵攝了自由的意義，自由與平等其實是相互補充的。   　　本書初版於1955年，共分六章：首二章專論自由，三、四兩章專論平等，五、六兩章則綜論自由與平等的一般關係及其文化基礎。新版增收〈羅素論自由〉，以及由余先生翻譯之羅素〈自由是什麼〉與湯姆遜所著之《平等》。三篇附錄與本書相互啓發，共同呈現自由與平等的相互關係。   　　透過本書的討論，他期盼召喚有志之士，讓自由與平等的文化理想，能儘早在中國實現。   　　▍《文明論衡》 　　余英時先生於

1950年代研究文化哲學的成果 　　對中西文化爭論提出一針見血的見解 　　 　　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前半在香港時期的研究興趣，除了歷史學外，還涵括了文化哲學及社會哲學。其中關於社會哲學的著作是《自由與平等之間》，而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則表現於《文明論衡》。   　　在本書中，余先生提出對中西文化爭論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問什麼是中國社會重建所需要的，合乎者不因它是外國的便拒絕接受；不合乎者也不因為它是中國的便加以保留，如此才能揚棄本位派、西化派、折衷派的弊端。   　　他強調，文明愈進步，野蠻的偽裝本領也愈大，它的真面目也因之愈不易為人所認識。   　　他將「

文明」視為與廣義的「文化」一詞的同義語，「文化」則分為廣狹二義，「文化界」、「文化工作」、「文化運動」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接觸」、「中西文化」、「文化融和」的文化則是廣義的。且中文裡的「文化」兩字不足以盡西文civilization之義，唯「文明」兩字庶幾近之。   　　▍《香港時代文集》 　　蒐羅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發表、尚未集結成書的文章 　　將余先生自喻鸚鵡救火，羽翼所濡的水滴輯為一冊 　　呈現一幅青年自由主義知識人的畫像   　　余英時先生一生有兩段較長的香港歲月，第一段是自1950年至1955年，在新亞書院就讀，直到赴美國哈佛大學為止；第二段則是197

3年至1975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校長期間。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余先生即在《自由陣線》、《人生》、《中國學生周報》、《新亞校刊》發表大量評論及學術文章，這些論著除部分曾集結成書外，仍有為數眾多的遺珠鮮為讀者所知。   　　《香港時代文集》即以余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時期寫作，且未收入其他文集的作品為主軸，旁及1970年代於香港發表的文字。內容從教育家孔子到小說家魯迅：從聖女貞德到歷史學家湯因比；論中西文化、說善惡愛悔、評政局時務。   　　余先生曾於文中提及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

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余先生將自己喻為故事中的鸚鵡，在故山大火之際，期盼能夠略盡心力，「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余英時先生史學研究縱橫三千年 　　每部作品都為史學界設定了新的議題，立下了新的標竿 　　也為中國歷史開拓出廣闊而精彩的視野   　　余英時先生一生勤於著述，出版書目超過六十部，論文多達四百餘篇，篇篇擲地有聲。在長達七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余先生的書寫涵蓋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經濟史

，甚至文學領域，闢建了一片浩瀚的學術之海。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古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談起，收入綜論中國史的三篇文字；輯二的十篇論文依研究時代排序，自秦漢論至王陽明；輯三則是兩篇以「俠」和「

中日文化」為主題的文章。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知識人、知識分子始終是余英時先生筆下最關切的對象。 　　在中國現代史世局動盪的百年篇章中， 　　知識人呈現了何種面貌？是否真的改變了自身及其國家的命運？   　　從東漢士族到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

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長文。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書信選》收錄與師長、友朋的書信逾二百通 　　或訊息流通，或窮理論道，或分析人事

，莊正隨和兼採並存 　　在文字園圃裡滋蘭樹蕙，深耕勤播，已蔚為大觀   　　余英時先生交遊廣闊，一生往來鴻儒無數。本書以人繫年，魚雁往返者自師長牟潤孫、王惕吾、楊聯陞，亦有生徒如王汎森、何曉清、周保松，間有金耀基、高行健、董橋、葛兆光、陳義芝、唐啟華等多位學術、政商、藝文領域人士，真實地再現了一代哲人的思想脈絡及世局關懷，也留下了德智歷程、日常唱和等公私情誼，字裡行間映照出20世紀的中西歷史縮影，同時還原質樸、慧黠的人格本色，不僅補充余先生學思外的豐富血肉，更是彌足珍貴的重要史料。   系列特色   　　．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專書，寫作年代集中

於1950年代前半，文章多發表於各類報章雜誌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全面蒐羅余先生未集結出版的單篇論文，包括晚年發表的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   　　．特別訪求余英時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輯錄成冊。從中既展現了余先生溫暖而慷慨的人格本色，同時也看出他的淵博知識與思想脈絡。      

韓團粉絲偶像崇拜程度與行為意向之關聯性研究－以消費價值為中介變項

為了解決社會學概論的問題，作者古晏寧 這樣論述：

2009年Super Junior以一曲「Sorry Sorry」正式將韓流從東亞地區推向全球，2020年更以第九張正規改版專輯「TIMELESS」蟬聯臺灣KKBOX韓語專輯週榜冠軍長達122週，國際唱片聯合會先前也公布2019年至2020年間全球唱片銷售數據，韓國流行音樂市場在全球音樂市場收入上升45%，成為現今主要成長市場。而粉絲創造的經濟不僅止於唱片市場，還包含各種偶像的周邊產品及活動，但粉絲對於偶像周邊產品卻不是人人都會買單，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不同偶像崇拜程度的粉絲切入，探討粉絲不同偶像崇拜程度與其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並了解消費價值作為中介角色的效果。本研究以韓團粉絲為研究對象，採用問

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並利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偶像崇拜程度對於消費價值皆具有顯著影響，其中以「成功認同」最高，成功認同程度越高的粉絲，越會被具有消費價值的偶像周邊產品或活動吸引進而產生後續行為；偶像崇拜程度對於消費者行為意向也具有顯著影響，以「資訊分享」最高，資訊分享程度越高的粉絲，表現出不同消費者行為的程度越高；消費價值四個構面對於消費者行為意向也具有顯著影響，其中以「社會價值」的預測力最高，當偶像周邊產品或活動具有的社會價值越高，粉絲表現出不同消費者行為程度越高；而在偶像崇拜程度與消費者行為意向之間加入消費價值能發揮其中介效果，特別是偶像崇拜三構面中「成功

認同」對於消費者行為意向皆具有正向顯著影響，表示此「成功認同」偶像崇拜程度粉絲會因偶像周邊產品或活動具有的消費價值，而表現出較高的購後行為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