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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本法上職業災害救濟制度調整規定—兼論對我國職災抵充規定之啟示

為了解決職 災 慰撫金的問題，作者戴丞偉 這樣論述：

我國的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係採取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同時並行的併存主義；其中，職災補償則採取雙軌制的體例，而由勞動基準法上雇主的補償責任與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所構成。關於此等複數救濟管道間的關係，在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書與第60條中，則設有抵充規定予以處理。關於抵充規定之適用，在我國實務存有諸多爭議，諸如慰撫金得否作為抵充之客體？是否以補償與賠償的請求權人同一者為限？將來的職災保險年金給付得否予以抵充？勞基法上之抵充與損益相抵之關係為何？等問題，均有待深入檢討。日本的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亦係採取併存主義與雙軌制的立法例，對於複數救濟管道間的關係，於日本勞基法第84條第1項與第2項，亦設有調整規定，其功

能即相當於我國之抵充規定。有鑑於在日本法上之調整規定，業已累積相當豐富的學說討論與實務運作案例，而自從日本最高法院明白創設「損益相抵式之調整」的判例法理以來，近年日本實務更是穩定地以「損益相抵式之調整」作為處理職災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的根據。本文即以現行我國抵充規定的適用疑難作為契機，透過介紹日本法制，並以日本法上調整規定與「損益相抵式之調整」此一判例法理的生成、適用實況與相關討論，作為分析重點。最後並希冀能夠在此基礎之上，以日本法上操作調整規定的經驗作為借鏡，藉以探詢對於我國抵充規定之啟示。

公害污染於侵權責任之再建構

為了解決職 災 慰撫金的問題，作者蔡和宏 這樣論述：

我國自邁入重工業化之時代以來，開啟經濟起飛之亮眼成績，然而背後所隱藏之負面影響，便是對於社會大眾所賴以維生之環境與自然資源，形成日趨嚴重之污染侵害；更導致社會大眾之人格權（生命、身體權等）、財產權（所有權等），受有隱微性侵害行為與累積性損失結果；而多數情況下，污染行為之製造者，通常為具有資本與專業之企業經營者等法人組織，因此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則可能形成地位上不對等之疑慮，因此本文針對公害污染所生侵權責任，就其相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要件、損害賠償額之認定、短期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等問題，進行分析與調整；並對於應否設計相關公害污染侵權責任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以及有關消滅時效制度之修正

與更新，提出本文對於立法上之建議。 有關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請求權要件部分，首先，本於法人所具有之團體意思、過失客觀化或組織過失概念，承認法人自身得以成立侵權責任，藉以達到避免內部構成員之責任過重，以及減輕外部受害人求償對象認定之困境。接著，區分公害污染侵權之行為人主體之多寡，而異其不同請求權基礎為討論與分析。在單一污染主體中，主要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作為討論主軸，關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而言，則以建立一般防治義務、擴大身體權（包括細胞DNA序列完整性）與健康權（包括客觀上合理反應之負面情緒等心理痛苦）、承認微觀損害（細胞或次

細胞層級，以及臨床上尚未產生病徵與疾病之微觀損害）、援用疫學因果關係，減輕事實上因果關係之舉證；並透過比例因果關係之一般性適用，達到衡平加害人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採取違法性與過失合一判斷之看法，並以新忍受限度論，形塑類似嚴格責任之效果；而關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則藉由公法上保護規範理論之看法，作為具體化判斷保護他人法律之概念；再有關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則係透過比例因果關係之一般性適用，調整推定因果關係之內容，衡平加害人所應承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在多數污染主體中，主要以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作為討論重點，透過援用日本法上之客觀關聯共同強弱與否類型化理論，作為判斷加害行為共同性與否，以及合

理化解釋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之因果關係認定。 關於損害賠償數額認定，以及短期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調整部分，就損害賠償數額認定而言，以交錯性質適用論之看法，解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損害數額酌定），使損害數額之認定更具彈性之空間。就短期消滅時效起算時點調整部分，則應採取侵害行為態樣與損害結果可分與否之兩階段判斷方式，作為認定主觀與客觀時效期間起算時點之標準。 而在後續本文亦舉出，於我國所發生之三件重大公害污染事件（台鹼安順廠、RCA公司、榮工工程公司），分別針對所案例中，涉及之實務判決進行討論與評析。 最後在修法建議上，本文認為應增訂有關公害污染侵權責任之

一般性懲罰性賠償金，與增訂公害污染侵權行為之時效不完成規定，以及延長侵害人格權所生損害賠償請求之客觀時效期間，以完善對於公害污染侵權受害人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