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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華南汽車保險查詢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台美酒駕防止制度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華南汽車保險查詢的問題，作者陳癸杏 這樣論述：

防制酒駕自汽機車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以來，已成為世界各國亟待解決的議題，我國在防制酒駕制度上，主要以刑罰與行政罰來遏阻酒駕行為的發生，但在酒駕肇事的案件中，尚有無辜者因酒駕行為人的違法行為而遭受損害，每有重大傷亡事故引發社會輿論，除酒駕行為具備可罰性外，基於公平正義，無辜受害者的損害亦須獲得妥適的填補。儘管我國民法設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相關規定，卻因舉證責任、酒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等因素而未能有效保障受害者，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應運而生，但因強制險之理賠範圍及額度均有限制，仍未能完全填補受害者所受損害。我國無論在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體系下，責任主體均以酒駕行為人為限，但美國為防止酒駕行為並保障無辜受

害者，亦將提供酒類飲料者納入民事責任主體，並以是否因提供酒類飲料受有利益區分為酒坊責任與社交主人責任；前者主要延續美國禁酒運動廢止後對於酒類飲料的管制，其建立有以酒坊責任法明文規範，或透過普通法過失原則解釋而來；後者則將責任主體擴張及於無償提供酒類飲料之社交主人。1984年Kelly v. Gwinnell案中，法院透過普通法之過失原則，認為社交主人在客人已呈現醉酒狀態，且明知其將為酒駕行為，仍持續提供酒類飲料而未加制止，對於醉酒客人可能造成第三人所受損害得以預見，其供酒行為與損害之發生具備因果關係，社交主人欠缺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應與酒駕肇事之客人對受害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由於社交主人

責任不僅可能損及社交關係，亦涉及判斷客人醉酒狀態的專業知識，更可能因提供客人飲酒而承擔巨大的損害賠償風險，對社會影響深遠，迄今尚未為各州所承認，但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擴張及於供酒者之制度，係英美傳統普通法自我負責原則因應時代環境變遷，並考量公共政策所生之變革與突破；我國民法基於行為人自我負責為原則，以酒駕肇事之行為人為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但時下酒駕肇事案件屢見不鮮，應隨社會變遷並考量公共利益有所革新，參採英美法供酒者責任制度，探討其立論基礎及實務運作，加以援引，透過法律修訂並輔以配套措施，提升我國酒駕防制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