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菴注音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宋）文天祥寫的 文天祥詩集校箋（全四冊） 和松尾芭蕉的 芭蕉百句(日本「俳聖」松尾芭蕉經典名作)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中華書局 和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徐泓所指導 朱冬芝的 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2020），提出菴注音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四夷館、譯字生、譯字教育、華夷譯語、制度變遷。
而第二篇論文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恆嵩所指導 羅章軒的 王闓運《尚書箋》研究 （2015），提出因為有 王闓運、《尚書》、《尚書大傳》、《公羊傳》的重點而找出了 菴注音的解答。
文天祥詩集校箋（全四冊）
為了解決菴注音 的問題，作者（宋）文天祥 這樣論述：
包括《文天祥詩集校箋.第一冊》《文天祥詩集校箋.第二冊》《文天祥詩集校箋.第三冊》《文天祥詩集校箋.第四冊》共四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文天祥詩集校箋(套裝共4冊)》十六卷，凡四冊，劉文源校箋，收錄文天祥所有詩詞，包括集杜詩。文天祥的著作原有詩文合集《文山先生全集》，但無單一的詩集或文集。《指南錄》、《指南後錄》、《文山詩史》、《文山別集》雖有單行本，但只收錄文天祥後期詩作，而無文天祥早期詩篇，算不上是文天祥全部詩歌的集結。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文天祥詩集校箋(套裝共4冊)》則首次收錄了文天祥一生（包括早、中、晚期）的全部詩作，是迄今為止的首部文天祥詩歌全集。全書除集杜詩二百首和詞
七首單獨列卷外，其餘各詩不分體裁、題材、門類，均按寫作時間先後順序編排，以求理清脈絡，展示作者思想發展變化軌跡和詩歌創作歷程。 全書體例分為校記、箋注、集評三部分。校勘不但以《文山集》諸本為依據，而且還參照前人的文集、別集、選集、合集和各種類書、筆記、詩話、詞話及地方誌、族譜等出校。箋注是全書的重點，不但釋義、注音，有的還追溯詞源，兼顧其引申義。集評就是選擇、彙集前人對詩的看法、評價。實施的原則是：須校則校，須注則注，有評則評；無須校、評的，亦可略去，不強求每首詩三者俱全。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文天祥詩集校箋(套裝共4冊)》以世界書局版《文天祥全集》為底本，是本源出於《四部叢刊》影印
烏程許氏藏明刊本。參校本則有十四種之多，另參校宋謝翱《天地間集》、宋劉瑄《詩苑眾芳》、元劉塤《隱居通議》、明謝肇《北河紀餘》、清孫承澤《天府廣記》以及《詩淵》、《永樂大典》、地方誌、族譜等。 凡例一 前言一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一 早起 病甚夢召至帝所獲宥覺而頓愈遂賦 夜坐偶成 次鹿鳴宴詩時提舉知郡李愛梅迪舉送弟璧同薦 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 送吉州陳守解任 劉良臣母哀辭 梅 題玄潭觀雪浪閣用誠齋韻 玄潭觀和龔宰韻 和蕭安撫平林送行韻 和朱衡守約山韻渙字行父大理寺丞 題毛霆甫詩集 龍霧洲海覺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鄒翠屏改葬哀辭 滄浪歌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二 游青原二首 送武夷趙王賓道
士三首 琴棋書畫四首送趙道士 題延真羅道士玉澗 聽羅道士琴 游集靈觀時奉祠祿 題凝祥觀 貧女吟四首 名殊吟 東方有一士 寄故人劉方齋 和故人韻 題高君寶紺泉 題曾氏連理木 題靜山 贈拆字嗅衣相士 贈問丘相士 贈鏡湖相士 贈秋月葉相士 贈曾蘭穀相士 贈月洲相士 贈劉矮跛相士 贈梅穀相士 贈碧眼相士 贈鏡齋徐相士 贈鑑湖相士 贈趙神眼 贈桂岩楊相士 贈彭別峰太極數 贈黃生銀河敦 贈楊樵隱應炎談命 贈舒片雲 贈彭神機 贈劉忠撲 贈金稱 贈餘月心五首 贈塗內明 贈一壺天李日昔 蹭蕭巽齋 贈曾一軒 贈龔豫軒數術 贈克擇徐占甫 贈魏山人 贈老菴廖希說 彭通伯衛和堂 贈適菴丹士 贈劉可軒寫真 慧和尚三絕 象
弈各有等級四鮑品四人高下 贈樂軒彭善之 贈墨林曹大崧 贈刊圖書蕭文彬 題周山甫錦繡段 題梅尉詩軸 贈羅雪匿樵青 題得魚集史評 題彭小林詩稿 題王聲甫松坡樵苦唱後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三 敬和道山堂慶瞻禦書韻 次韻劉左司前以著作郎主祕書省營繕事時落成適潘祕丞得郡檇李並餞行有詩 祕省再會次韻 景定壬戌司戶弟生日有感賦詩 送曹大著知廣德軍 贈祕書王監丞 送朱制幹象祖 送三山林溶孫歸省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壬戊以祕書省官與宴 暑布送王廷舉用蕭敬夫韻 餞新班弟 別弟赴新昌 京城借永福寺漆台口占似王城山 題陳國秀小園 贈莆陽卓大著順寧精舍三十韻 送卓大著知漳州 明堂慶成恭進詩 哭祕書彭止所 題碧落堂 和龔使君韻
賀祕書歐陽巽齋先生遷居 題顏景彝八窗玲瓏 予鄧峒 ……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四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五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六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七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八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九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一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二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三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四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五 集杜詩 文天祥詩集校箋卷十六 詞 附錄一 輯佚 附錄二 附錄三
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為了解決菴注音 的問題，作者朱冬芝 這樣論述：
四夷館可以說是在元代譯學基礎下，配合明太宗的野心而設立的學校。它有別於以往漢人王朝的制度，也有別於元代的譯學教育與譯官體系，是一個混合前代譯學，並結合明代學校養士、科舉取士的政策，進而形成的新制度。始於永樂朝廷的四夷館，首先選取監生、舉人擔任譯字生，並依照科舉取士的原則，給予投考科舉、比照正途出身的優典。然而，優典卻引起中葉以來私學譯字的奔競風氣，甚至造成賄選，打擊館生的素質。致使晚明朝廷只能改以嚴格考課，謀求譯字世業化，將譯字生固定於九品序班，以辦事名義安排於內閣、史館、四夷館，擔任謄錄與譯字的工作。館生素質與授官品級，導致四夷館逐漸淪為陰陽、醫學之流，被描述為譯字不彰、無用的機構。官員們
一方面強調四夷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正途自居，難免輕譯的傳統。由此可見，四夷館的興衰反映了征服王朝底下的多元譯學，在進入漢人王朝之後，隨著明代政局的轉化，逐漸混合並趨近於成熟。選取譯字生的部分，說明了朝廷選材用人制度的轉變，可在另一方面，四夷館館員與館生們所編寫的《華夷譯語》，當中由漢人譯字官員譯寫的漢文，卻刻意沿用元代的蒙人譯寫漢文的直譯口說文體，不但留下元朝的遺風，也透露出明代中國在對域外交流方面，其文字的呈現風格顯然內外有別。透過四夷館制度周邊的人事、底下的譯字生，以及它所採用的譯寫規則，可說明元明文化的交替與明代制度的特色。
芭蕉百句(日本「俳聖」松尾芭蕉經典名作)
為了解決菴注音 的問題，作者松尾芭蕉 這樣論述：
《奧之細道》後，日本「俳聖」松尾芭蕉經典名作 ──《芭蕉百句》，中文世界首度譯出 三大名家絕佳組合 作者：松尾芭蕉 日本俳諧大師、世界聞名俳句大家，享有「俳聖」之譽。是「元祿文化」的旗手。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媲美中國「詩聖」杜甫。 譯注：鄭清茂 美國麻州大學、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日本文學研究專家。 繪圖：莊因 知名作家、書畫家、史丹福大學退休教授 俳句是日本特有的文類， 松尾芭蕉是把俳諧推展到最高峰的中心人物， 在日本文學史上有「俳聖」之稱。 貴族氣的「雅」趣，加上庶民性的「俗」味， 創造了一種雅俗共創共賞的藝術形式。 俳句興起於16世紀中
葉的室町時代末期，盛行於17、18世紀的江戶時代；流傳至今，歷久不衰。甚至傳播到世界各地，促進了所謂漢俳或歐美haiku的出現。 現在所謂俳句，原稱發句，指俳諧連句之首句，基本上沿襲了和歌連歌的體式。但是在素材、表現理念、審美意識各方面，產生了明顯的質變。就是在不完全放棄貴族氣的「雅」趣之下，積極吸收了庶民性的「俗」味，創造了一種雅俗共創共賞的藝術形式。 俳句的原形為日文「五‧七‧五」三行，共十七音節，稱上五‧中七‧下五。由鄭清茂先生譯注的《芭蕉百句》則一律以漢字「四‧六‧四」十四言譯之；文白不拘，希望能夠表達俳句特有的詼諧輕妙之趣。 松尾芭蕉在日本古典「幽玄」的美學基礎上，
廣泛採用漢詩漢文的典故與詞句表現、傳統和歌所不詠的諸多素材、民間生活的俗語俗藝俗習等，而且提出了所謂「佗わび」、「濕しほり」、「寂さび」、「細ほそみ」、「輕かるみ」的俳諧理念，並展開俳諧風雅「不易流傳」之說。而且身體力行，傳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 《芭蕉百句》按年代先後編排，譯成漢語，並附簡單注釋、原文及其漢字漢詞假名注音，以為鑑賞之一助。
王闓運《尚書箋》研究
為了解決菴注音 的問題，作者羅章軒 這樣論述：
王闓運（1832-1916），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清末著名學者。晚清國勢不振，內憂外患不斷，當時學者不甘於現狀，慨然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王闓運治學亦以「經世致用」為宗旨，頗有用世之志。然而王闓運卻失意於仕途，因此轉以講學為業，培育後學。王闓運享譽學界，門人輩出，兼以筆耕不輟，著作宏富，學者尊之，號為「儒宗」。 王闓運的經學成就以《公羊》學最受矚目，至今討論不斷，但是關於王闓運《尚書》學的研究成果，則顯得相對缺乏。王闓運在二十六歲時開始研究《尚書》，在他六十餘年的講學和寫作生涯中，陸續完成了《尚書今古文注》、《尚書大傳補注》、《尚書箋》、《逸周書注》等著作。著作既在，則不容無人討論
，故本文以王闓運《尚書箋》為核心，對其《尚書》學的著作與內涵進行考察。 王闓運對《尚書》的研究與論述，以發揚伏生、司馬遷的《尚書》學說為緣起，提出「申伏易鄭」的治學主張，撰成了《尚書今古文注》與《尚書大傳補注》二書，這樣的治學態度與清末流行的今文學派同出一轍。江翰曾批評王闓運《尚書今古文注》一書「不憚擅改經文，以快私臆」，可知王闓運對《尚書》的經文曾作了若干改動，併其申張今文學的治學宗旨觀之，可知《尚書今古文注》的改經大約是以今文為依歸，但王闓運後來寫成的《尚書箋》卻不如此。《尚書箋》雖然也對經文作了相當的改動，卻不再專主伏生與司馬遷二家，《尚書箋》改經兼取先秦諸子，不廢馬融、鄭玄等人的古文
家說，對六朝隋唐亦有取捨。內容特色方面，晚清時群經的大義有《公羊》化的傾向，如以《公羊》說《易》、說《論語》，則王闓運以《公羊》說《尚書》，亦是受時代風氣所影響。王闓運將《公羊傳》的「自正」思想加以發揮，提出「經學自治」的概念，「自治」思想常見於王闓運的詩文與和門人的對答中，不但體現在他的《春秋》學著作中，也在《尚書箋》中得到闡發。王闓運的「自治」思想以「敬」字作出發，以「修己反思」為方法，以為國家只要講求「自治」，政治修明，「來遠」、「柔遠」，則海外諸國紛來朝貢，不須勞心於海外，外患自除。王闓運除了發揮《公羊傳》的「自正」思想外，更將《公羊傳》的微言大義應用在《尚書》中，借以闡述經義。 整
體觀之，王闓運《尚書箋》的改經並不專主一家，而是兼採眾說，展現出不拘一派的治學態度。《尚書箋》更運用《公羊》思想貫通《尚書》，企圖匯通《公羊傳》與《尚書》在思想上的相同處。在如此特色與架構之下，王闓運在《尚書箋》中開展出獨樹一格的學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