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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理性的建構與重構：新竹「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的運動軌跡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的問題，作者陳震遠 這樣論述：

2017年，新竹市的一群「媽媽」在瞭解頭前溪沿岸污染狀況後，基於對飲用水水源的關懷，成立了「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展開了要求「喝好水」的社會運動。與許多公害防治運動不同的是，這群行動者並沒有積極的論述連結污染與疾病的「病因敘事」。如果說在公害防治運動中，行動者積極以科學化的論述，說明污染與損害之間的關係，並在科學論述的效力上與官方專家搏鬥，是國家制度與公民社會皆受到科學主義影響的結果。那麼為什麼這場運動沒有積極發展病因敘事？在病因敘事缺席下，行動者如何理解、建構運動推展的正當性？Beck(1992)提出在反思的現代性中，人們通過對科學技術造成負面後果的反思，會產生相對於「科學理性」的「社

會理性」。但正如Beck自己說的，科學與經濟、利益與倫理等不同的領域相交織。因此，社會理性的建構過程，自然也不只要與科學理性對話。而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病因敘事的缺席，讓社會理性受不同結構因素與政治機會影響下，反思性湧現的動態過程，變得更加清晰。　　「媽媽」們對政治的應然存在一種「執事政治」的想像，即認為政府是人民的「執事」，即便不能證明水污染造成了確切的疾病，政府還是應該「積極任事」對科學技術所不能管控的潛在風險進行排除。在政治實然的層面，「媽媽」們認為政府雖存在許多問題，但至少還是民意（選票）可以影響的。因此，政治動員成為運動最重要的主軸。不管在體制內外的對話過程中，「媽媽」們都必須與科學

主義、新自由主義、技術官僚體制與對女性的偏見等結構力量對話。但在與官方代表進行協商的過程中，這些結構力量卻更深化也更建制化。「媽媽」們因而希望通過爭取民眾的授權，建構自身作為民意代言人的政治信譽。但即使是在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中，「媽媽」們也需要比男性更努力建構「做足功課」、「理性」的形象，也在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與價值的關照下，產生「議題純化」的傾向。　　在這些互動過程中，「媽媽」們在不同結構壓力的影響下，試圖抓住特定的政治機會，期待突破政府以科學與法規構築的「正當性圍籬」。隨著運動的推展，「媽媽」們不斷在建構運動正當性的過程中，對認知、策略、價值三個層面做出調整。行動者不斷扣問「我們要過什麼

樣的生活？」、「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我們要如何達到目標？」這組三重命題的過程，就是社會理性建構與重構的過程。

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化（1987-2019）：一個體制面的分析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的問題，作者鄧宇佑 這樣論述：

自我國開啟教育改革前後，為了使高等教育擺脫國家的箝制，我國大學校園師生開始訴求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然而，大學自治的理念隨後被政府所吸收，將之與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相結合，開啟了一連串鬆綁、促進競爭的制度安排。本研究採取新制度主義的取徑，透過文獻分析法回顧我國高等教育的經費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法人化政策中的市場化策略，從中分析我國政府所施行的市場化制度內涵，以了解臺灣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實施手段與結果，是否能符合市場化的目的，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如何與我國既有的制度調和。本研究發現，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整體上仍是朝向市場化的方向前進，但政府卻也採行了程度不一的再管制策略，顯示

出我國高等教育既有的制度無法與新自由主義下的市場化制度無法調和的問題，也創造了我國在「不完全的市場化」下所形成的一種混雜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