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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

為了解決行政院長下台的問題，作者吳豐山 這樣論述：

　　我在民國五十七年夏天服完預備軍官役。我立志競選省議員已久，可是省議員要到民國六十一年底才改選，那麼從民國五十七年夏天到民國六十一年怎麼度過？ 　　幾經考慮，我決定自薦到鄉前賢吳三連先生經營的《自立晚報》服務；一個理由是，我認為我可以勝任文字工作；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三連先生是台南縣籍的國之大老，我認為投效他麾下可以有助未來參與選舉。 　　自薦信寄出之後不久，當時的《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約見我，並且立即錄用。我在那一年的八月一日入社，從此陰錯陽差的經歷了從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董事長到發行人的漫長的二十七年報人生涯。 　　報社派給我的第一個工作是採

訪台北市政府新聞，那時的市長是高玉樹先生，台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高玉樹由民選省轄市市長變成官派院轄市市長，幹勁十足。那時的《自立晚報》，社址在保安街，社內只有十個記者，我月薪一千元。採訪市政自然包括採訪市議會新聞，那時的議長是張祥傳先生。 　　坦白說，我採訪新聞，乏善可陳。有時候，採訪主任還要我額外協助採訪一些街頭新聞。對於不曾受過採訪專業訓練的我，一時之間實在不可能有好的表現。也因此，我再到政大新聞研究所半工半讀，拿了碩士學位。嚴格說，我不曾真正當過採訪記者，因為下面寫的這件事之後，我就不再做第一線採訪工作了。 　　台灣農村調查報告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某日，採訪主任余聯璧先生告訴我，

南部很多人來向曾任省議員的吳三連先生訴苦，說農村經濟至為不堪，政府卻還陶醉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實施成功的往日回憶中，希望我深入農村，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查報導。 　　這種事，我興趣就大了。我讀歷史，知道吳三連年輕時寫過反抗日本米穀統制的殺頭文章，知道毛澤東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來自農村，知道農村很苦，那麼，做農民同胞的喉舌，不正是我要競選省議員的理由之一嗎？ 　　報社派了一個新進記者賴曉鐘先生協助我。稍早，胞兄和田買了新車子，把舊車子送給我。我與賴曉鐘從台北出發，一路南下，走走停停，回到台北後又越過瑞芳山頭進入蘭陽平原，訪談無數，蒐集的資料堆積如山，也拍了不少相片。再次返回台北後

，又逐一訪問農政官員和學人，然後完成包括最後提出多項建議的調查報告全文。報社在民國六十年年初，在二版上半，連續二十二天，逐篇刊出。 　　調查報告全文刊出時的總刊頭叫做「今天的台灣農村」。下面記載的是其後幾個月的發展： 　　一、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的張寶樹先生是農學博士，他約我去談話，問沒見報的內容可否口頭告訴他。 　　二、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徐慶鐘先生也是農學博士，他約見我，告訴我：政府非常重視我的報導，將會有所回應。 　　三、美國大使館一位叫做高斯文的祕書找到我，與我幾次接觸後，交給我一封美國國務院邀請我赴美訪問一個半月的邀請函。 　　四、緊跟著，政府宣布了投入一百八十億

元的改善農村經濟方案。 　　五、各情治單位開始分別約我「喝茶」，顯然是一種監控。 　　六、我更堅定要競選省議員的決心。 　　七、報社將《今天的台灣農村》結集發行。美日官方邀訪 　　我在民國六十年的八月十六日從台北出發，在美國做了四十五天的訪問旅行。 　　國務院給接待我的美國各方人士的書面資料說我是農業專家，是青年領袖。美國之行，極為愉快，見聞尤其珍貴。結束美國之旅後，我隻身以半自助方式經英國、西班牙、法國、瑞士、義大利、泰國、菲律賓、香港、返回台北，前後七十九天。我的壯遊日記，後來以《環遊世界七十九天》為名，由晨鐘出版社印行。 　　訪美歸來不久，日本駐台大使館遣人送來一份邀請函，邀

我赴日訪問兩周，邀訪目的和行程安排與美國如出一轍。 　　像我這種新人競選省議員需花一年時間奔走，所以返國後便向社方請辭，社方很為難。最後吳三連先生出面告訴我，他看法不一樣；他認為假如我能夠好好辦報，將來對社會的貢獻會比較大。 　　現在的我，可以充分瞭解那種苦心。那時的我，衷心不以為然。折衷辦法是社方勉強同意我去選國民大會代表，算是兼職，本職是升任《自立晚報》採訪主任。 　　我先做採訪主任，然後在六十一年年底當選國大代表，當選後依約定回社繼續任採訪主任。 　　參選國大代表不是我的意願，採訪主任實在局面很小，我還是要從政，而且決定競選立法委員，因此三年後辭去採訪主任，可是報社又要我寫專欄。

以「吳豐山專欄」為名的論政文章，每周一篇持續刊出後社會熱烈迴響，更堅定了吳三連先生不認同我競選的心意。越兩年，升任總編輯，辦報生涯於是成了我的不歸路。 　　吳三連先生年長我半世紀，他歷經風浪。發表《今天的台灣農村》後，他與我密切互動。他兩眼炯炯有神，話語不多，但充滿人生智慧，我對他由衷尊敬。

行政院長下台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威權時期的農地政體變遷

為了解決行政院長下台的問題，作者彭思錦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基於國家中心論的制度分析架構討論台灣威權政府時期的土地變遷過程。希望回答為何台灣會在1970年代農業生產退居經濟發展的次要角色時，為何政府還要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等被過往學者視為是限制農地他用的立法？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已變項為中心之方法，區分出行動者、理念、權力、反餽等四個變項，一方面作為制度分析中討論制度變遷如何可能的架構，另一方面討論當時主導台灣農地使用政策的行動者之間其對於制度的反餽、提出的理念以及其權力關係等，作為理解當時立法過程的分析架構。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省糧食局在台灣農地使用政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土地

改革、糧食調查員等制度設計，其達成了以地綁糧，亦即透過掌握土地進而掌握糧食生產的方式，除了達成國民政府的糧食需求外，亦得以透過糧食外銷賺取外匯。不過到了1965年以後，由於省糧食局長期壓低糧價，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民收入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失等現象，使得農復會和部分農經學者開始批評省糧食局建立的糧食生產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台灣稻米的主要外銷國家日本，其國內生產復甦和泰國、越南等地亦向日本銷售稻米的情形下，使得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不在，亦讓省糧食局對於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降低。也因此行政院於1969年時通過了檢討台灣糧食生產政策的決議，使得擔任省糧食局局長長達24年的李連春離任，省糧食局亦進行改組。

而其為以地綁糧目標所推動的各種政策亦被一一廢除。也因為如此，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農民因農業生產困難而到城市謀求收入更高之工作的現象，而分別在1970年代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在1980年代推動八萬農業大軍、農業健康保險、農地重劃條例等辦法，希望透過以地綁人的方式，將農民留在農村當中，不要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1970年代初期的制度變革，其目的在於維繫社會穩定，進而穩定國民政府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