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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場之外：1990年代以來教育部處理私校危機的三種模式

為了解決討債公司收費的問題，作者陳炯廷 這樣論述：

本研究將嘗試指出：大學的退場，是教育部接受了盛行的市場意識形態下的選擇，而並非別無他途下的唯一可能作法。最重要的根據，就是1990年代以來，教育部本身處理大專院校弊案以及轉型問題的歷史經驗。本研究中，我將依序討論台灣高等教育擴張的歷史背景，以及在2014年高鳳、永達退場之前出現過的兩種教育部處置出現問題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因應模式：「國有化」以及「接管董事會」。這兩種模式也是在其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嘗試發展出來的，到了2010年代，「國有化」及「接管董事會」模式其實已經行之有年，教育部理應是具有比較成熟的處置經驗。但是，當高鳳與永達的問題出現時，教育部卻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參照採用這兩種處置模式的經驗，

而逕自放任其倒閉。耐人玩味的是，這種與過去經驗斷裂的做法，在主流論述中卻彷彿自古皆然、僅此一途。因此，我們需要重溯這段其實並不久遠的歷史，以恰當地理解當前的高等教育政策問題。

重利罪保護法益與正當性

為了解決討債公司收費的問題，作者陳盈如 這樣論述：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在司法實務上高度適用，但相關的討論卻鮮少見到。本條文保護法益究竟為何，學說上雖然曾經提出一些說法，但說法紛亂而未見深入說理，導致條文的構成要件也無法扣緊其保護法益來制定或解釋。雖然依照目前體例，重利罪被編排於整體財產犯罪罪章，但其性質與其他財產犯罪仍有若干不合之處，故本論文欲從探究保護法益出發，質疑重利罪之立法正當性。 從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歷史可以發現，民間放貸在過去我國金融體制尚未成熟之前扮演相當重要的資金提供角色，而利息高低也相當程度取決於市場供需，重利行為可以說是政府金融政策的風向儀，在金融制度不完善或出現漏洞時，民間借貸行為便會應運而生，而利息

也會跟著資金取得的困難度而水漲船高。 重利罪之保護法益在我國與比較法上主要都被定義為財產犯罪。然而若以得被害人承諾理論加以檢驗會發現我國現行條文規定被害人之「急迫」、「輕率」情狀不能阻卻其承諾之真摯性，故似不得認為重利罪保護法益為財產。接續探討其他保護法益可能性之後，依然無法解釋重利罪的規範意義。結論是，以本文所持個人法益學說之法益觀，無法找到重利罪的立法正當性。 若爬梳德國重利罪立法背景之脈絡，可以發現重利罪之立法和對於自由主義的反省息息相關，重利罪的立法滲入了對於社會福利的想像；甚至我國現代社會對於重利行為的聲討和嚴刑化已經脫離對保護法益的關切或集體良知的反饋，而成為政治力作用

的結果。本文認為，重利行為僅為資金提供方式的一種，不論從法益論點，或是效益主義式的利益衡量皆找不到重利罪存在的正當性，反而是一種法益概念的雜化，壓縮了資金需求者最後一條可能的出路，同時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因此本文主張重利行為應該除罪化。最後，為回應現實立法上的趨勢，即使重利行為在短期內無法朝除罪的方向前進，本文也建議參考德國重利罪之構成要件，重新建構我國重利罪，以符合其作為財產法益犯罪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