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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笑如昔一少年

為了解決賣出現沖打勾的問題，作者王正方 這樣論述：

時代兀自動盪， 少年青春的煩惱、迷惘與夢想， 依舊在彼此追逐調笑的步伐之間 灑落一地的璀燦與斑斕。 　　人物個個有稜有角，過目難忘。這本書文如其人，寫得興高采烈，……把人生一齣悲喜劇導得五彩繽紛。——白先勇 　　一九四八年，《國語日報》於台北創刊，少年王正方跟著父親的腳步來到台灣，是避亂，也是播種。在父親創辦的報社裡，年少的他睹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風流，在高壓的社會氛圍下，依稀拿捏出時代的形狀。 　　從小他們就和文學名家何凡、林海音一家是至交故舊；上了學，他和白先勇、蔣孝文當同窗；乃至於日後與名噪一時的作家江南做朋友……那個時代很大很大，但是在巨大的世潮中，卻有怎麼也沖不散的青

春記憶和人情溫暖。 　　這是知名導演王正方青澀歲月的回首與追記，從來台以後的求學歷程、生活體驗，還有成長過程中種種有趣、叛逆、遺憾、乃至於迷惘的回憶與笑料。那段物質上著實艱難而困苦的日子，在他詼諧而細膩的筆調下，軟化了苦悶，留下更多大時代裡的生命細節，讀來令人感覺恍如昨日。 本書特色 　　知名導演王正方個人回憶錄，一一呈現其人生各階段精采而動盪的生命歷程，後續私訪中國的經歷持續撰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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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為了解決賣出現沖打勾的問題，作者徐聖凱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

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

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

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

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

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

六神磊磊讀金庸：金庸文學－沒明說的戀愛學、成功學與處世智慧

為了解決賣出現沖打勾的問題，作者六神磊磊 這樣論述：

　　◎東邪與西毒，你以為是兩個人？其實東邪代表自由，西毒是欲望，彼此互相纏繞。 　　◎光明二使、四大法王、教主張無忌，全是一流經理人，但明教怎麼還是倒？ 　　◎俠客島上的太玄經，頂尖高手都練不起來，為什麼石破天能練成？竟因他不識字。 　　◎工作多年，你出現「丘處機現象」嗎？武功練到一定程度，再也發展不上去了？   　　六神磊磊，本名王曉磊，曾在新華社任職資深時政記者8年， 　　2013年開設「六神磊磊讀金庸」公眾號，文章閱讀數均超過10萬次， 　　被中國權威數據機構「新榜」，評選為年度最具影響力自媒體之一。      　　六神磊磊曾說，自己的本業就是讀金庸， 　　從國中第一次接觸《神鵰俠侶

》開始，加起來至少看過二、三十遍。      　　他說，金庸小說總共12部，但總結只有兩句話， 　　第一句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這話很好懂，是郭靖口裡說出來的，講的是家國。   　　武穆書中教誨，襄陽城頭烽煙，蝴蝶谷中烈火，屠龍刀裡遺篇， 　　講的都是家國。只要是人，都有家國情懷。 　　但只有這兩個字，還不能讓金庸小說成為一流文學。   　　金庸小說的第二句話，叫作：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這是《倚天屠龍記》裡明教的歌。這句話，講的是悲憫。 　　有悲憫情懷的，才是真正第一流的文學。 　　可以說，家國奠定了金庸小說的底色，悲憫決定了金庸小說的高度。   　　金庸憐那些底層弱者，亂世中命賤

如草，承平時亦被踐踏， 　　像遇上金兵被害的葉三姐，襄陽城郊被李莫愁殺死的農婦， 　　長台關被阿紫割舌的店小二，被蒙古兵破城的撒馬爾罕的人民。   　　他也憐那些逃避現實的中間派，像是《笑傲江湖》裡的曲洋、劉正風、定靜師太。 　　這些人對現實心灰意懶，看不到出路，只想逃避。 　　金庸就為他們精心編織了綠竹巷、桃花島、百花谷，作為夢想中的樂土。 　　但江湖哪來樂土，蝴蝶谷、梅莊、琅嬛玉洞，都毀滅或荒蕪了。   　　他還憐那些被扭曲了的靈魂， 　　有被復仇扭曲的，比如林平之。 　　有被愛情扭曲的，比如游坦之、阿紫、何紅藥。 　　有被權力扭曲了的，比如任我行、東方不敗、洪教主。 　　只不過金庸拒絕讓

他們做天生妖魔，他筆下更多的是一個個扭曲的原因。   　　儘管金庸憐世人，卻從不汙蔑和嘲弄愛情。 　　他嘲弄楊蓮亭，嘲弄東方不敗，卻不曾嘲弄他們的愛情。 　　哪怕是歐陽克、葉二娘，作惡多端，但金庸對他們的愛情也報以了溫厚。   　　世人讀金庸，往往沉醉在高深的武功和緊張刺激的情節中， 　　從無堅不摧的北冥神功、六脈神劍，到佛系的太極拳、九陽真經； 　　從楊過、小龍女的生死相許，到韋小寶的七個老婆都不是真心愛他； 　　行俠仗義不再是處世定律，愛恨情仇只剩下柴米油鹽？ 　　 　　那些金庸想說但沒直說的，都在六神磊磊的解讀裡。      名人推薦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武俠小說研究者／林保淳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陳韻竹

台灣黑金屬音樂對本土主體的建構與闡述─以閃靈樂團的「母島認同」為例（1996-2016）

為了解決賣出現沖打勾的問題，作者劉柏毅 這樣論述：

金屬樂是呈現社會面向的一種音樂風格，展現了社會某部分群體的共識，此一共識多為重金屬樂手們對社會的批判，於是這些批判透過音樂向大眾傳遞樂手們的想法。在台灣，金屬樂這種音樂形式並沒有受到主流音樂的注意與歡迎，因此台灣一直被視為金屬樂的沙漠，而閃靈樂團的「特異獨行」在這樣的音樂環境之下反而容易受到大眾所注視。此種不太接受其它曲風的社會風氣在剛解嚴的1990年代便已是如此，因此金屬樂這種「非大眾」的音樂形式傳入台灣之後，初期並沒有太多亮眼的表現，直到閃靈樂團的出現與成長，打破了此種社會的刻板印象而逐漸被人所知。本文將溯源閃靈樂團的發展歷程以及音樂風格，同時分析閃靈作品背後的社會意涵，證明閃靈樂團所代

表的聲音仍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而非獨立於社會之外。為了達到該目的，本文以金屬樂的發展歷史為開頭。做為搖滾樂底下的一種曲風，金屬樂在搖滾樂發展之下，發現搖滾樂逐漸失去「批判社會」的特色，導致樂手們開始反省搖滾樂的意義，金屬樂便由此誕生，並承繼了搖滾樂批判社會的精神。然而金屬樂的發展也產生質疑自身的聲浪。金屬樂逐漸走上搖滾樂的後塵，在失去批判社會的精神之前，金屬樂產生一股反省的力量，這股力量便是多元的金屬樂曲風，如：歌德金屬、力量金屬、民謠金屬、死亡金屬、黑金屬等等不同的種類，「金屬樂」儼然成為一個大的母集，底下包含著許多不同風格的子集。金屬樂批判社會是以激烈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一種灰暗、晦澀甚至

邪惡的曲風便是閃靈樂團所採用的黑金屬音樂風格。閃靈樂團使用了「黑金屬」的音樂風格作為創作方向，這在90年代的台灣可以說是非常「前衛」，他們所面臨的是對「新的音樂」不太接受的台灣社會，更何況「黑金屬」是一種極端的音樂形式，接受者更為稀少。隨著樂團發展漸上軌道，閃靈樂團的作品於2003年獲得金曲獎肯定，在這個大眾所矚目的頒獎舞台上，其「台獨樂團」的身分就此被大眾所知。之後，閃靈樂團持續的成長，團員於2005年之後也不再有大幅變化，然而該樂團的形象卻逐漸受到大眾質疑。2007年，閃靈樂團於歐美巡迴的同時，宣傳了台灣被聯合國打壓一事而備受外國矚目，卻受到「扁政府」威信低落的影響，使得台灣大眾對該樂團的

形象是負面的。2008年選舉，結果由親中的國民黨取得執政權，台灣社會的選擇儼然與閃靈所堅定的認同相反，因此閃靈展現了他們對政治的憤怒，於是他們將「憤怒」表現在作品上，藉由作品的故事內容大肆發洩，進而達到對閃靈樂團認同的再現。2012年的選舉結果，雖然仍由國民黨繼續執政，但閃靈樂團對於選舉結果所呈現的社會氛圍感到樂觀，並表現在2013年的作品上。2013年的作品藉由描寫許多抵抗威權者的故事，傳遞給大眾閃靈認同的方向以及他們所傳遞的歷史故事。最後於2015年，樂團主唱直接參與選舉，終將自身的認同帶進政治圈。透過上述的爬梳，將閃靈樂團的發展與社會政治連結，說明該樂團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進而產生自身認同

在呈現上的變化。本論文同時聚焦於閃靈樂團「母島認同」的形塑與轉折，藉由其歷年專輯的歌詞，地毯式地拆解歌詞中所代表的「母島認同」意涵，並由此方式建構樂團與社會互動之下所呈現的「母島認同」，進一步勾勒出「母島認同」的形塑與轉折，以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