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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的創新小農:高接梨社區的社會誌

為了解決農會獎學金條件的問題，作者林淳華 這樣論述：

關於小農的研究文獻中，缺乏創新能力似乎是小農的普遍特徵，但我們觀察到在東勢高接梨發展成重要經濟作物的過程中，具有創意的梨農開發的特用農具，是該產業興起、茁壯的重要條件。本文嘗試回答小農在高接梨的農具創新中所扮演的角色、創新的社會脈絡，以及這些創新與農業勞動力的交互作用。 本文發現：共同祭祀、崇尚讀書和勤儉原則等客家文化特色，以及隨著戰後工業化而興起的商業活動，都為小農的創新提供有利的條件。各種農具的開發不僅是解決了擴大生產規模和提升水果品質等經濟問題，同時是為了解決家庭關係、改善勞動條件等生活品質的問題。 此外，新農具的出現也對農業勞動力造成衝擊，而勞動力的改變也刺激農具

的創新：安全接刀發明之後，女工取代嫁接師傅；沾蠟機出現後，使得農業勞動可在夜間居家進行，進而形成以親屬網絡為基礎的勞動組織；套袋和噴槍的出現，則使得高齡人口重新納入農業勞動。 本文提出，東勢高接梨的創新受惠於三個歷史偶然性。第一個是1977年的戒嚴時期氛圍造就任務取向的果農研究班，該研究班的運作形式契合技術創新的重要條件；第二個是1980年代工廠外移，留鄉女工轉為梨園女工而成為產業因農具創新進入擴張期亟需的重要勞動力；第三個是本世紀初大量婚姻移民進入梨園工作，填補了本地農村女子外移都市所留下的農業勞動力缺口。這三個歷史偶然性，形塑了小農創新的特殊樣態。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為了解決農會獎學金條件的問題，作者蔡承豪 這樣論述：

技術（technology），是人類改變或控制客觀環境時所創造、使用的各種手段或活動。而技術的創新與變革需有相應的物質水準及人文環境，故技術可說是一個社會物質生活水準的最佳評判標準，也是辨識族群文化特徵的主要象徵。世界三大糧食作物之一的水稻，長期以來是臺灣最重要的作物，對該項產業進行貫時性的觀察分析，除可探究其內部技術變遷的歷程，更可作為其背後臺灣人文社會景況的最佳例證。 臺灣擁有原生稻種，在史前時期並曾有多種稻種被引入用於耕作，使臺灣的稻作經營初始便呈現多元化的樣貌。史前人運用各式器具從事稻耕，並已有選種的行為，顯示對特定品種的追求。至有文字記載的原住民時期，原住民採取順應自然條件的

粗放耕作方式，搭配鋤農業型態的農具及以糯稻為中心的耐旱品種，進行一年一穫的稻作經營。而各地平埔族經營方式的差異，則大體呈現某種地域的分化性。 自17世紀前期開始，隨著具中國南方精耕細作稻耕知識體系的漢人大量移墾，攜來犁農業體系的農具及牛隻獸力，使臺灣稻作經營轉向精耕細作化。在18世紀中葉之前，由於相關建設仍未完備，加以拓墾地區係以南部為主，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係以晚稻為中心的一年一穫經營為主，但育苗、插秧、中耕管理、收穫等稻耕體系則隨著漢人的人數優勢而成為臺灣最主要的稻耕技術。至18世紀中葉，在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下，稻作經營逐漸走向一年二穫。而為因應各地環境的差異，農民選取上千種品種因應，

並發展出澁仔法、滲仔法、單季栽培法、直播法、乾播法等耕作安排。加上隨著長期與土地的互動而發展出農諺等在地農業知識，在品種運用、農耕技術、農業知識之間，漢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具在地特色的在來農法體系。 在20世紀初，日本在明治年間以良種、集約、多肥為中心的稻作革新技術被引入臺灣。由於臺灣原有稻作技術已甚發達，故稻作改革主要集於栽培技術與品種限定，透過農事、行政、警察體系的動員下強制嵌入在來農法中。而良種改革在初期因日本稻種無法適應的情況下，係以限定在來米品種而展開；多肥則因在來米種的特性，僅能以獎勵綠肥、堆肥等有機肥料為主，顯示國家的強制介入仍須因應現地的情況。至1920年代後期，隨著國家力量

的推動與市場誘因下觸發的蓬萊米種擴張，臺灣稻種趨向單一化。而為增加對自然適應力較弱，卻適應日本人口感的蓬萊米之產量，農政單位並更積極推動如消毒、正條密植、拔稗、電氣化除蟲、動力化灌溉等集約措施，農人也必須修改農時因應。而對肥效反應性高的米種的出現，多肥農法終可大量推廣。但化學藥劑、化學肥料的採用，則種下日後對環境衝擊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