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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會、派系與地方選舉之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為了解決農會輔導及會務人員工作手冊的問題，作者林政緯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壹

、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

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

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新北市派

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

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農田水利會組織制度與臺灣水資源經營關係研究

為了解決農會輔導及會務人員工作手冊的問題，作者林建村 這樣論述：

　　臺灣降雨豐沛，歷年平均降雨量約2,500mm，為世界平均值的2.6倍，但因受限於臺灣自然環境之特性，降雨大部分逕流入海，實際利用之水資源不及降雨量的25%。隨著人口增加及產業發展，臺灣水資源利用情形已達潛在水資源供應量的上限，水資源供應與需求處於脆弱及敏感狀態，因此，如何提供穩定的用水來源，是為當前水資源政策之重要議題。　　臺灣水利事業的發展肇始於農業的需求，隨著土地的開發、水利技術的提升，以及水利組織的建立，水利的管理制度逐漸完備，因此，農田水利組織在臺灣水資源供需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究經由歷史制度的研究途徑來瞭解農田水利組織制度的發展與變遷歷程，並從農田水利會組織制度的演替過程，

探索各行動者間的互動狀況，以尋求農田水利組織制度變遷的原因及未來可行的定位。本研究認為，17世紀初期荷蘭人為尋求經濟上的利益，漢人為尋求生存的機會，將臺灣的經濟型態從食物來源不甚穩定的漁獵與放牧時期，推向具有固定社會結構之農業時期；鄭氏統治時期的農業移民潮，建立了血緣及地緣關係的宗族社會，農業聚落的形成使得農業的活動範圍持續擴展；清政府200餘年的統治期間，因農田水利事業大幅度發展，帶動了耕地的水田化，但此成果卻是建立在私領域的關係，政府部門並未在此制度的建構過程中設立相關監督管理的制度與法規；臺灣的割讓使臺灣進入西方的政治體制及資本化的殖民社會，日本基於其國內政府體制建立之經驗及其國家利益，

經由舊慣調查及法律與地方制度的建立，改變臺灣過去的法制與行政體系，並透過水利設施及水利組織的公共化，逐漸改變過去屬私領域的農田水利事業經營模式，建立起具公法人身份的公共團體管理制度，使農田水利事業的組織制度發展到新的路徑。　　戰後因政府承接體系觀念之差異，農田水利組織一度發生定位不清之窘境，但在農業培養工業的經濟政策下，農田水利設施受到相當程度之重視，農田水利組織的公法人定位及其法制亦得因之延續。自1960年代起，臺灣因產業結構的改變，農業生產陷入困境，農田水利會的經營環境亦因之受到影響，在社會變遷及農業經營環境持續惡化的衝擊下，1988年所爆發的農民請願事件使農田水利會走向政府強力監督的路徑

，除在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內明定會長及會務委員遴派的制度外，並曾一度往政府機關之方向改制，但歷史並未朝向已制定之法規方向發展，在農田水利會本身及相關行動者對新制度的抗拒下，其組織體制反而往完全自治的路徑發展。　　依據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2021年以後臺灣水資源在需求面之量化目標為總用水量不超過200×108m3，其中農業需水量120×108m3、生活需水量35×108m3、工業需水量30×108m3、保育需水量15×108m3，然從潛在水資源供應結構觀察，臺灣穩定之年河川基流量為152×108m3，水庫調節量為48×108m3，合計為200×108m3，約等同於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

所規劃之需求量，惟若考量臺灣水庫淤積情形，則臺灣每年之潛在水資源則降為190×108m3，略低於前開之規劃需求量，雖仍能供應農業、生活及工業之需水量，但已達臺灣潛在水資源供應量之上限，因此，從臺灣現行所規劃之水資源利用結構觀察，將易受到降雨之時空分布影響而產生調度上之問題。就臺灣未來水資源經營策略而言，除減緩用水外，維持穩定潛在水資源的供應環境亦為可行之政策方向，尤其是森林及水田在水資源的涵養功能。　　臺灣早期水資源的開發以農田灌溉用水為主，20世紀以後新增水力發電及公共給水，惟初期以水力發電為重點，近年雖因公共給水需求增加而重視公共給水設施之投資，但仍不足以供應臺灣現行生活及工業用水所需，造

成公共給水與灌溉用水競合之窘境，尤其在乾旱的年度更為嚴重。農業用水雖為臺灣各類標的用水之最大宗，但其對河川基流的涵養有重要的貢獻，且農業用水及其相關設施亦直接或間接作為各類用水的供應來源或媒介。農田水利組織為灌溉用水最主要的支配者，日治以後之灌溉設施多由政府與農田水利組織投資興建，工程完成後移交農田水利組織管理營運，興建及營運管理所需費用則由農田水利組織向會員或受益人徵收，因此，農田水利組織對於臺灣水資源經營體系之影響至鉅。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在多年的經營下，已建立全面性之水資源分配、灌溉網路，以及經營管理系統，這個經營體系在可利用水資源的供應機制中佔有關鍵地位，因此，未來應加強農田水利組織在公

共用水供給面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