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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陳月瑛的從政生涯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為了解決農遊券第三波登記的問題，作者陳品伶 這樣論述：

余陳月瑛是高雄黑派的接班人，亦是臺灣第一位女縣長。其在臺灣政壇活躍三十餘年，期間以無黨籍身分連任四屆省議員後，成為全省首位民選女縣長，隨後又以民進黨黨員連任，開啟高雄縣首次政黨輪替，被譽為「臺灣鐵娘子」、「高雄媽祖婆」，在高雄縣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為民進黨勢力進入南部奠下重要的基礎；是民進黨早期女性參政人物典範，象徵著一個時代女性參政者之縮影。 本文旨在從余陳月瑛的政治生涯探究其對戰後臺灣民主發展之作用。1963年余陳步入政壇後成為推動民主政治運行的力量之一。在其省議員生涯中，與黨外人士聯合質詢，形成議會內「黨外十三人」的勢力，維繫著余家在高雄縣政壇之地位，為日

後黨外勢力進入南臺灣奠基。在余登發案爆發時，與黨外陣營密切合作，成為橋頭遊行發動的關鍵人物，亦是余家政治命脈與高雄黨外勢力得以續存的關鍵。隨後受黨外徵召參選高雄縣縣長選舉，任內實踐「以民為主」的施政理念，政績受高雄縣民肯定，使余家班成為其時臺灣廣為人知的政治家族，亦為1990年代民進黨在南部的重要執政象徵。

外資引入對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演變之影響（1980-2002）：以廣東與福建省為例

為了解決農遊券第三波登記的問題，作者楊勝群 這樣論述：

一般而言，投資額的多寡攸關經濟成長率的高低，然而發展中國家往往儲蓄不足，外匯存底匱乏，以致無法供應本國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本。此時若能適時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不但將可彌補資金與外匯短缺問題，並可促使國家經濟發展。 中國本為一黨國體制中央集權國家，且事權劃分因集權中央而較缺乏制度上的安排。在傳統計畫經濟體制下，中央掌握地方財政命脈，地方則依賴中央財政供給，導致地方缺乏發展經濟的誘因與動力。經濟的破敗與合法性危機，迫使中共從1980年代開始實施「放權讓利」和「分灶吃飯」政策，對各級地方政府與企業放出「財政包乾」和「經濟管理權」，將經濟體制運作「去中央化」（decentraliz

ation），以逐步轉型成市場機制。但多年的經濟改革發展，反而造成中共統治權威的結構性轉移，並使其統治正當性逐步由意識型態轉為經濟發展與否。由於地方經濟蓬勃發展，使其財政逐漸自主，進而促使各地從中央的派出機構轉變為當地經濟的管理與經營者。導致各級政府只追求自身利益，有時甚至超脫中央所給予的角色定位。在黨國體制不變的結構下，這些地方的議價實力究竟從何而來？而此又將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造成何種影響？這些都引起筆者一探真相的興趣。為探求地方實力提昇的原因，在比較各類統計數據與各家論述後發現，地方實力的強弱與當地經濟發展與否似乎有所關連，但地方經濟何以能在文革的破敗與雙缺口（dual-gap）之下得以迅速

發展？吾人進而推測，就刺激地方經濟發展而言，自開放以來大量挹注的外資，以及隨資金而來的國外生產與管理技術的擴散效果，似乎比特殊政策或地理條件等因素來得更為重要。再者，外資也可能與地方結盟，除了為獲取進入市場的管道，並企圖藉此影響中國內部不利商業經營的政經結構之外，甚至希望以國際壓力迫使中國進一步改革。因此，無論是受外資之助而實力大增的地方，發起由下而上的推擠壓力，或是國際壓力由上而下地要求改善法制化與開放程度，都極可能將對中國僵固的集權體制造成相當的制度性危機，迫使其不得不開始進行中央與地方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