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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

為了解決遺產給外人的問題，作者盧建榮 這樣論述：

死亡文化存有豐富的性別文化訊息 夫婦同穴葬？異穴葬？葬祖墳？ 從墓誌中記載的遺言和飾終之典 看性別如何影響喪葬抉擇？   「本土死後世界信仰」與「異邦式死後世界信仰」 鰥夫、寡婦，死後是否選擇相約泉下？   　　本書主題是死亡文化，在方法上運用新文化史「再現」的概念，以記錄拼湊「過去」事件的一小部分。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在萌芽，傳世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   　　墓誌定型之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原是喪家至親好友看過後即被封存於墓中的私密文本。八世紀末葉以降，文體日益傾向散

文化，這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有關，這是本書重大發現之一。墓誌另一演變是從私密性生出公開性一路，此緣於喪家找名家寫誌，而傳抄、出版流通更廣。於是私密性墓誌成為文學革命的場域所在，塵世的文學場域仍是駢文的天下。   　　誌作者為死者生平敘寫的墓誌，再現了瀕死者在臨終場景與探視者互動的狀況，以及交待遺言和飾終之典。東漢以前，中國漢人社會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迨進入到五世紀之後的六百年則有兩個死後世界，供瀕死者抉擇。佛教進入中土之後，有愈來愈多人放棄原本固有本土死後世界信仰，改採異邦式、即死後陪侍佛祖的選擇，這對於婦女，特別是守寡有年者，吸引力尤其大，且比男性多得多，這是為何？   　　在唐代，本土死後世

界信仰畢竟仍居主流位置，講究的是夫妻合葬，以女子而論，最起碼要葬到夫家的家族墓園。要是子女依親長遺命，一不葬配偶墓旁、二不葬在家族祖墳所在，便會受到社會輿論壓力，令執行親長遺命的子女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女性是否於死後掙脫性別不平等加諸其身的桎梏？   　　編輯說明 　　◎封面圖片：「唐朝仕女圖」，永泰公主陵壁畫。唐中宗第七女李仙蕙（685-701），遭武則天賜死。中宗繼位後，追封永泰公主。公主陵墓宏大，陪葬品豐富，壁畫鮮豔生動。   　　◎本書原名《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此為全新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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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留分對財產自由處分之影響

為了解決遺產給外人的問題，作者江仁智 這樣論述：

在台灣，特留分一直是個議題。在講求個人意志自由的現今社會中，遺囑自由仍受到限制，為此立法院也針對民法中的特留分進行修法，以緩步降低特留分所佔比例的方式來減少對社會的衝擊， 目前法案仍在審理中尚未通過。特留分制度的起源來自於古代歐洲，為防止被繼承人濫用遺囑自由使得家產外流，並以保障法定繼承人有最低限度的遺產、照顧遺族為目的所設立，然而時代背景已經大不相同，過去的生活由自給自足的農牧方式，轉變成現代全球化經濟流通的商業經營模式， 個人資產之自由處分、 利用更加顯得重要。台灣過去的家庭制度是大家族形式，也因為社會變遷，改以小家庭為生活重心，財產也由公同共有變成了個人私有財產，尤其個人各自成家之後，

其手足對於個人家庭的貢獻度其實相對降低，但是台灣的民法規定被繼承人的兄弟姊妹仍享有特留分權，其合理性也受到質疑。因此，本文以個人意志自由、繼承的原始發生開始探討，並且藉由歐洲古代法中特留分制度的形成過程，與台灣關於特留分的修法，來了解現代個人在自由處分財產時，是否於受到特留分若干限制，期待台灣的繼承制度在未來能更符合大眾的需求。

晚清遺事

為了解決遺產給外人的問題，作者高伯雨 這樣論述：

　　《晚清遺事》內容極為豐富，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而由於篇幅過大，因此分為正、續編出版。   　　書中提及的人物有龔定盦、袁子才、王湘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張謇、載灃、端方、夏壽田、羅振玉、哈同、曾紀芬、陳三立、譚嗣同、吳保初、丁惠康、辜鴻銘、胡雪巖、袁世凱、張佩綸、彭玉麟、翁同龢、瞿鴻禨、李文田、寶竹坡、吳樾、楊崇伊、咸豐皇帝、慶親王、康有為、徐世昌、清道人、盛宣懷、冒鶴亭、溥心畬、溥雪齋、溥傑、嵯峨浩等等。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有皇帝王公大臣、疆吏大員、名士才子、財閥讒臣、富商烈士、王孫畫家等等不一而足。   　　而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張謇、辜鴻銘、王緗綺、

溥心畬等人更同時有多篇文章來描述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讓你能做一更全面的觀照。   本書特色   　　彙集數十位作者親歷親聞，真實而有根有據，不同凡響。 　　文筆粲然，可讀性極強，近身觀察，視角獨特！

台灣文化治理的在地實踐： 以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為例

為了解決遺產給外人的問題，作者吳冠萱 這樣論述：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在歐美國家為城市再發展的工具之一，且多以新自由主義下的公私夥伴關係的治理模式進行，強調民間參與的重要性，但在臺灣卻仍可見政府介入的重要性。2016 年後由文化部提出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補助各縣市盤整公有文化資產，並進行整建與帶動城鄉發展之用。基隆作為長期發展停滯的城市，藉由再造歷史現場計畫邁向文化治理重要實驗地，當中有治理的行為者及相關政治因素促成此現象為本研究所欲探討。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有二：一是基隆開啟文化治理受到哪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二是則接續前一個問題，進一步探討在大基隆歷史場景整合再現計畫的實踐過程中，其文化治理中有哪些重要行為者進行規劃與決策，以及其如何論述城市的

認同與主體性？因此本研究藉由訪談參與大基隆歷史場景整合再現計畫之重要規劃決策者 以及曾參與文資保存的文史工作者，瞭解基隆文化治理情況。本研究發現：文化治理政治化現象，可從中央與地方上分別來看。由於民進黨中央在文化治理上對文化資產的重視與相關政策及制度設計，使地方有機會與誘因獲得龐大的經費補助修繕文化資產並進行再利用。而從地方上來說，基隆的地方政治也由於林右昌上台後，市政團隊致力於突破過往市政窒礙難行之問題，積極向中央申請計畫補助外，也持續推動文化先行。因此文化治理不論在地方或中央層級，都受到政黨與政治化的影響。其次，地方上，市長林右昌與文化局、都發處為文化治理的三個重要行為者：民進黨籍市長本身

挾帶良好的政治前景，獲得中央的重視，也能以翻轉基隆之經驗為其政績添上亮眼成績；同時行政官僚的任用使得計畫能夠執行並成為典範。文化局成為文化治理的主導機關，與過往多以都發處為主導的城市治理有所差異。文化局之目的在於以城市乃至國家記憶、認同為標的；都發處則以塑造城市主體性為訴求。整體而言，突顯政治人物與特定官僚的因素帶動文化治理。也因此，文化治理將受到地方選舉影響，而未能穩定發展；另外計畫的過程缺乏民眾參與管道、也備受考核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