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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共政策推動之研究:以台北縣『大碧潭再造計畫』為例

為了解決陳淑樺新店的問題，作者陳少宏 這樣論述：

摘要在全球化城市中，具有水岸環境的城市在交通、觀光產業政策的發展上具有相當的優勢，水是許多城市的發源地，也是維繫人類生存與保存人類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因此造就了許多美麗的水岸城市風貌；然而許多國家在高度都市化後，城市發展對水的倚賴性逐漸降低，對於水岸歷史發展的不重視，加上人類行為嚴重污染河川環境，喪失重要的水文歷史與自然資源。本研究主要探討大碧潭親水空間規劃實證的個案，主因在於台北縣政府（今新北市）為了提升碧潭風景區之水岸景觀，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完成大碧潭再造計畫，但完工之後，居民反應呈現兩極化，表示仍有檢討改善空間。本研究目的在於提出碧潭環境設施的現況課題與溪州阿美族部落區位特質的建議，面對

當今台灣河川地相關的環境整治問題，如何讓都市水岸在人類社會中被利用、支配、分配，同時也表現出了人類社會中面對環境議題的同時，也可以兼顧原住民的生存權和永續的經濟發展。本研究架構內容主要以收集相關理論與文獻資料，以建立研究設計模式；第二重點藉由問卷調查來分析使用者對於碧潭再造前後的意見調查，最後透過溪洲阿美部落原住民保留地區位特質，提出國家永續發展及夥伴關係理念，達到滿足環境生態、歷史人文、經濟發展三方面平衡的全方位永續發展。大碧潭再造計畫中所規劃的溪洲部落「協同住宅」，不但提升碧潭的人文歷史水岸空間、遊憩空間、生態教育活動等，整體的內涵也讓新店溪水岸能夠成為優質發源地。關鍵詞：碧潭、永續經營、

水岸都市、原住民、溪洲阿美族部落

製造「原」聲：台灣山地歌曲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1930-1979）

為了解決陳淑樺新店的問題，作者黃國超 這樣論述：

「山地歌曲」是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生活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及庶民文學現象，它具有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多元混雜和共同享受的特性，是原住民族文化最活躍的力量和酵母。長期在原住民部落待過的人都知道，山地通俗歌曲幾乎無所不在，從村里長的廣播、雜貨店、菜車、麵攤、鄉運動會、學校表演，或婚禮、祭典儀式，甚至是投10元讓你點唱一首的夜市小吃攤，它的滲透性與普遍性使它成為山地社會各階層成員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山地歌曲的研究有助於瞭解當代社會與原住民個人的相互關係，以及有利於探討當代社會變遷與現代化的問題，它的產製不僅涉及台灣社會象徵性權力的運作，更脫離不了多元族群間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複雜歷史，在不同階段的經

濟與政治背景下，山地歌曲從而衍生出不同的美學型態與樣貌。一部原住民近代歌謠史，正是一頁原住民近代生活史，音樂社會史，因而可以是瞭解原住民社會及歷史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台灣「山地歌曲」相關的研究至今仍然相當有限，呈現出一種低度開發的狀態。 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對當前原住民族文學研究過度中於「文字化」、「菁英化」的反省，這種學院派-菁英文學推崇的秀異作品，不僅在人口上是少數，放到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場域裡，和大眾的文學經驗又是那樣格格不入。它忽略了與作家相同或不同時代裡，其他用「非文字」方式感知、描述這個生活世界的庶民觀點，以及族群屬性複雜多元、社經地位各異的普羅大眾的底層人民如

何能夠為自己說話？ 在確定以「非菁英」或者所謂的「庶民」文本為探討基點後，本文研究以「山地歌曲」做為出發，希望透過通俗山地歌曲來釐清庶民主體的言說。因此本文耗費數年時間沿著唱片生產的軌跡，蒐集了1930年至1979年左右的黑膠唱片，卻發現「山地歌曲」的生產系譜，涉及到夾縫中族群建構的複雜歷史。這裡面涉及文化工業的運作，也涉及到不同殖民意識型態、文化爭霸與國家廣電、文藝政策與音樂認同等等盤根錯結的問題。因此我按照市場上的出版現象，一方面蒐集日語、台語、國語及原住民語的山地歌黑膠唱片，並考據不同殖民者的意識型態、文藝、廣電政策及政府相關出版法規禁令，佐以文獻收集、理論閱讀及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等方

式，將不同語言型態的「山地歌曲」，聚焦在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的互動架構中，探索台灣山地歌曲發展的宏觀面貌。 我將「山地歌曲」的產製視為一個動態的族群權力鬥爭場域，試圖解釋：台灣山地通俗音樂的語言政治、市場生產機制、以及美學符號再現的社會意義。它如何透過承載著特殊歷史文化與記憶的特質，使其成為台灣住民辨識彼我的表徵物，如何在「結構」、「行動者」與「文化」三者之間時而主體、時而客體的複雜演現。 在本文中我將台灣山地歌曲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30-1945年，國、台語唱片在海峽兩岸的萌芽；第二階段是從1946-1960年代，這是國語音樂工業來台，台語唱片復甦重

建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1961-1979年左右，這是台語唱片發達、國語唱片工業本土化的時期，最後國語進而取代台語唱片地位的時期。 在前述的歷史縱深架構中，在各個分期的共時面上，筆者聚焦於政治、經濟、美學再現三個主題的解析：（一）政治的部分：即國家機器對通俗音樂的意識型態（語言、國族政治）、法規禁令、黨國廣電媒體等文化爭霸過程，以及被殖民者「抵中心」的能動性（agency）實踐；（二）經濟部分：主要探討「山地歌曲」的文化工業製作、不同傳播媒介間的競爭，對於山地歌曲與歌星造成?麼樣的生態變化？各階段重要的生產與發行者為何；（三）美學的部分：我將焦點放在山地歌曲符碼意義的產製、（跨媒際）交換與再現

的符號資本與象徵暴力，並耙梳山地歌曲發展過程的幾種重要類型，解釋其美學技巧以及重要創作者的風格成績。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透過「非鎮壓型」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有系統的介入教育、家庭、文化、大眾傳播，來進行殖民意識型態的教化與規訓，並以壓制型國家機器為威嚇，國家建構出語言位階、並以廣電法令的箝制手段意圖建構公眾品味，不過國家機器的權力矛盾導致政策施行的打折，在民間大眾消費的難以捉摸下，文化生產是處於動態協商的。其次，我們發現文化工業是國家社會控制的一環；主流市場的國、台語山地歌曲多以電影、電視插曲為主，但由於漢人社群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去解讀原住民藝術的符碼（c

ode），因此國、台語山地歌簡化了原住民各族音樂風格的差異，而將山地歌曲同質化、東方化了；山地歌曲與原住民觀光的結合，自我再製了漢人對原住民能歌善舞的刻板印象。在美學上，1965年以前國、台語山地歌以取樣原住民旋律填詞為主，1965年以後逐漸走向漢原雙語並置的混生型態，但呈現出標準化與偽個性化的特徵；原語山地歌唱片初期保有即興風格、曲式多元，自1967年邁入雙雄競爭及受到國際觀光活動的影響，山地唱片逐漸走向阿美化、舞曲化的「類型化」生產。整體而言，原語山地歌的美學變遷大致朝向原型性、符號性、複合性、樂器與編曲方向發展，不過基於現今音樂市場中的接受度，因此，當前山地歌曲多半仍以漢語混雜母語（或n

aruwan等聲詞）的型態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