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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現代國家基本結構的成全

為了解決陷入泥沼自救的問題，作者王之相 這樣論述：

一、 問題與假設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之後，何以能夠迅速發展而與大陸時期表現有著極大差異，其原因不能單就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推動種種「煥然一新」的政策來解釋。國民黨政府刻意追求成為現代國家的意圖和政策，可能在1949年前的大陸，特別是1930年代之後的南京政府時期，就已經在相關領域逐漸累積了一定的基礎與經驗，並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最後才在台灣真正落實以往所無法實現的構想。所以中華民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完整歷史，必須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這樣的時間架構(time frame)之下，考察跨越1949年前後許多不斷積累的連續發展，如此才能：將1949年之前大陸中國種種「嘗試╱錯誤」現象，以及日

本統治下的台灣社會變遷，賦予一定的歷史定位，並且將大陸到台灣銜接在同一階段性歷程之中；同時‚藉個案歷史的回溯，理解中華民國建構現代國家之獨特過程，既與西方現代國家理論與實踐相互對比，亦可作為鑑別國家轉化的觀察依據之一。二、 方法與架構特定時間架構下，中華民國力謀動員社會資源以同時追求內部統治之壟斷與因應內外戰爭壓力，故而以歷史社會學途徑回溯其經濟、軍事、政治與意識型態四大範疇在大陸和台灣的動員過程，遂構成考察中華民國建立其現代國家四項基本結構的歷史線索。‚為求於有限篇幅中有效說明四大範疇動員過程，經濟動員以國營（含專賣）事業及公私資本關係、軍事動員以徵兵制度與組織動員、政治動員以警察制度及

農村組織化、意識型態動員以民族主義與文明概念之互訓，作為集中解析之對象。ƒ基於動員乃是「國家╱社會」關係的特定現象，而中華民國終於台灣遂成現代國家之大願，所以經由日本國家動員後的台灣社會遺制，如何有助於國民黨國家發展其基層性權力而達致四大範疇的有效壟斷，也就成為整體論述之不可忽視的一環。這也意味著無論就日本對於中國、台灣的影響、或者國際學習角度而言，日本建立現代國家的歷程也有涉及與參照的必要，期能於比較之中釐清東亞國家於建立現代國家相關政策之基本邏輯。三、 經濟動員1928年之前軍閥割據局面導致中央政府無法置喙各地稅收，龐大軍事開支迫使各個政府自行設法填補無盡需求，無有制度化國家財政可言。北

伐武力依賴特定工商財團取得財政優勢而統一中國，既脅迫又依賴特定私人資本以求勉強維持局勢。南京政府表面統一中國，中國社會工商發展極為有限，但土地稅收也不能實質普遍徵收。但此時國家層級之全國性財政制度開始陸續建立，清除流通關卡、統一流通貨幣，試圖建立由國家壟斷的資源汲取體系；雖然國家財政主要目的仍在提高稅收以支付軍費及貸款債務，無有餘力進行大規模經濟發展，但國家主導之基礎建設、經濟調查和制度規劃，在戰前也粗具規模。抗日戰爭一方面使中國經濟備受重創，但另一方面卻也逼迫重慶政府勉力開發「七分經濟、三分軍事」之行政能力，戰時東南沿海工業的選擇性西遷，即是國家主導經濟的典型表現。中央政府於戰時經濟中掌控金

融，特定組織結合公私資本於後方所創設軍事性為重之各型壟斷性事業，以及專賣組織的設置，則是國家能力的鍛鍊與升級。其初步結果雖然旋即為軍事開支所吞噬，但過程中卻培養出若干制度性規劃經驗及相關人力資源，留待後來運用在台灣。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各項基本經濟基礎設施日漸完備，其國營事業與緊密之專賣事業為總督府提供穩定財政收入，同時經濟利權的分配也與政治統治相通。因應戰爭需求，台灣於1930年代逐步工業化。基本上，日本在台灣留下二元化產業結構，即散佈之中小企業與相對集中之大型日資企業，後者為日本本身各式國策公司與政商結盟關係之延伸，但於戰爭後期更進一步納入統制經濟而更形高度集中，作為日本軍事後勤之動員資源。1

949年之後，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在台留下之集中動員遺制，配合大陸資本與經濟行政人力的移入與持續經營，在原有的基礎上調整或擴充成為更龐大之國營事業網絡，作為經濟動員與發展的基礎，配合美援等相關條件之協助，繼續深化國家主導經濟之軍事性政策邏輯。國家鞏固財政收入之餘並順勢「收回主權」，排除大陸時期依賴特定私人資本而不得不任其滲透、佔用國家資本之官僚資本，國家、資本和技術官僚的關係轉化為新的形式，墊下1960年代民營工業生產指數開始超越國營事業、國家保持鑲嵌而自主的基礎。四、 軍事動員「兵由自招、餉歸自籌」乃是清末民初以來軍隊個人化的結構性原因，但它所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在1928年之後質實改變有限，

然南京政府的北伐與統一中國，其貢獻在於「中止」而非「終止」這種地方軍事獨立的發散趨勢，並且開始局部謀劃國家徵兵之法律與相關制度，試圖扭轉中國近百年來中央政府似有實無的大勢。抗日戰爭一方面加速了國民政府軍事制度化，另一方面卻也迫使尚未成熟之軍事動員制度，在運作為了應急而更加扭曲，加上其他行政配套的缺乏，徵兵的實踐和其他軍事後勤方面徒留諸多有待改進的經驗。同時也為應急圖存，槍口一致對外，即便對日抗戰期間重慶政府也沒有能夠作到軍事武力的壟斷。唯有通過「轉進」來台的整軍與篩選過程，1949年後一支「單一化」（無論國民黨軍還是蔣軍）軍事武力才有機會成為事實；來台後軍事改革的趁勢遂行，加上台灣社會基礎軍事

設施的完備，戶籍與役政制度的嚴密以及某種從軍文化的存在，使得徵兵制度在台灣得以循序推進而逐漸取代傳統集兵方式。中華民國至此正式揮別「封建的」軍事動員模式，蔣中正在台灣遂成君主式絕對主義政權。雖然經過新文化運動的質疑，南京政府依然將教育拉回到現代中國以「反帝」和「救亡」為主軸之軍國民教育，並將民族主義與黨化意識型態灌注於國民教育之中。模仿其他現代國家的成例，政府為將青年軍事化而成為動員的資源，學校體系中的訓育、體育、童子軍、軍訓和黨國教育積極結合起來，並配合學校體系之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企圖將全國青年納入動員體系而服務於民族戰爭。為此，相關的制度雖於摸索中逐步建立，但因經費、人力與組織監控能

力不足，組織動員未必盡如國民黨政府所願而發揮效果，甚至自立門戶而脫離中央（黨）的控制，部分地反映出大陸中國整體治理能力上的闕漏空疏。來到台灣後國民黨基於大陸失敗經驗而檢討改造，上述黨國教育、軍訓、童軍、體育等不僅依然積極運作，救國團更有效貫穿國防與教育領域，將青年置入更嚴密而細膩的軍事化組織動員之中。台灣人民經過1930年代開始性質相近之皇民化運動的強制鍛鍊，對於接踵而來的組織動員也習以為常，加上海峽軍事危機的恫嚇與台灣內部軍事、政治統治的鞏固，整個1950年代達到「軍政時期」的最高峰。五、 政治動員1936年南京政府試圖推動「裁團改警」計劃而未果。民初以來，軍閥割據情況不論，政府並無足夠行

政和財力建構現代警察進行國家（大城市之外的）內部統治，縣級以下之區域基本上難見警察痕跡，地方綏靖及政令推動工作不得不依賴甚至委託在地經紀組織代為進行；國家愈意擴張職權，經紀組織反愈擴權，陷入惡性循環。抗日戰爭期間為利徵補兵員，地方經紀組織更加不可或缺而侵占國家權力。國民政府雖有意將現代警政制度化，但在軍事第一、及缺乏基層行政配套及國家財政不足的大環境下，警察淪為可有可無地位，僅在政治目的上顯現局部績效。在日本統治下的警察，不僅對台灣人民控制嚴密，地方組織成為警察工具而非自主機關，警察權威得到高度尊重，且在戶警合一下戶籍及各類資訊掌握詳實，人民對於警察的政治動員角色亦高度配合。受惠於此一基礎，並

於軍事安全漸能確保之環境，大陸移入之警力配合台灣在地警政人員與遺制，使警察得以迅速佈滿台灣各角落，並逐漸落實「軍警分工」之現代制度要求，使國民黨政府於鞏固統治權威之餘，也得以繼續貫徹或深化它在大陸時期無法落實之「通過警察指導社會生活」之現代國家使命。民初以來，深入農村的行動多由民間團體自發進行，各自為政而缺乏中央政府整體規劃。南京政府成立之後，或以合作經濟的形式、或為剿滅共產黨，較為積極地將國家組織網絡深入農村，但催逼它加緊行動者仍是抗日戰爭所造成的糧食危機。國民政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金融方面創設組織培養人才，其結果純就經濟效益而言可能僅屬而杯水車薪，但就制度成長而言，則為爾後發展提供技術上的可

貴經驗。然而戰時糧食、人力徵集過程的粗劣，卻也埋下共黨取得大陸政權之伏筆。台灣於日本統治下，農會、水利和信用合作社系統已經蔚然可觀，以警察權威貫徹農技改革也司空見慣，台灣農民知識水準亦相對提高。國民政府以戰爭期間發展出來的初步組織，迅速善用、改良台灣農村組織之既有制度，並基於過往農村建設經驗（及預防共黨滲透）而妥善推行土地改革，配合地方精英之政治收編，終於使國家與每一農民之間出現直接的接觸與動員關係。在兼具監控社會及動員社會之雙重能力下，中華民國在台灣同時成為通用意義及特定意義下的「警察國家」。六、 意識型態動員南京政府成立之前，中國處於「失落的民族尋找失落的國家」之窘境，軍閥統治下國家面臨

外來勢力入侵而毫無招架之力，較之清朝猶且不如，而中華民族自身也面臨重大的價值危機。作為民族自救之新文化運動對於建立國家之目標並無助益，其對「文明」概念之省察反而將民族認同陷於自我否定的泥沼。此時國家自身難保，並無統一運用民族主義之舞台。南京政府在形式上扭轉了上述趨勢，統一的政權至少成為國家唯一的代表，反帝救亡的號召將國民黨國家的統治正當性推上高峰，三民主義意識型態也提供完整的民族與文明論述，新生活運動重新創造民族自我認同的文化傳統基礎，形成國民政府意識型態動員的基本策略與初步成果，同時也顯現非西方社會針對現代性衝擊的典型反應。對日戰爭進一步成為鞏固領導中心與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外在助力，「國家民族

」輪廓更為清晰；自抗戰併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因勢利導而從被「文明」嘲笑的對象，翻轉成為「人類文明」的貢獻者，在國家領導下重拾民族信心。然而這般的成果乃是由對外民族戰爭狀態所撐持，一旦助緣消失，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隨即遭到挑戰。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戮力於民族的同化與文明的同化，因為殖民民族即等同於文明傳教士。1920年代台灣社會政治運動雖然帶有民族反抗色彩，但也在日本帶來之現代文明的感染下，台灣人的認同內涵增添了大陸中國所沒有的素質，台灣現代氣息連帶形成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批判。1930年代漸次步入戰爭動員階段，加上台灣與大陸隔絕已久，新生代台灣青年的歷史記憶顯然有別於以往，日本當局在意識型態動

員上取得更充分的領導權，歷史塑造出台灣人獨特的民族化歷程與現代文明經驗。大東亞戰爭以及二二八事件擴大了中國╱台灣的認同差異，但國民黨政府來台鞏固其政治統治後，除了經由教育統制而統一語言、歷史與思想，並且沿用過去之成功經驗，藉著「外來威脅」（亡國滅種）、（冷戰）「文明貢獻」與「復興中華文化」（民族信心）之策略，以及蔣中正個人特殊之「民族強人」威望，以對抗中共威脅與消弭日本遺痕，試圖在台重建國家民族。同樣地，這種策略的湊效有賴於對台海戰爭風雲的現實與想像。一旦戰爭壓力漸漸鬆解，「民族」與「文明」的意義面臨重新詮釋的挑戰。七、結論中華民國通過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型態上的動員而終於在1950年代在

台灣完成現代國家的部分基礎，乃是它於1930年代起逐步建構或累積國家的制度與經驗並墊高國家能力之後，於台灣特定社會落實基層性權力的結果。大陸時期的努力雖然「有頭無身」甚至捉襟見肘，但是其階段性成就也不可輕視，有助於接收台灣之後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為現代國家。‚戰爭乃是中華民國現代國家歷程的「推手」，催逼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型態動員上鍛鍊出初步的技術。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同樣也因為戰爭因素而通過類似之動員歷程的整理，而形成中國國家與台灣社會相互銜接的共通基礎。就此而言，中華民國建立現代國家（日本亦然）最為突出的性質，乃是以「戰爭國家」為基調，國家真實的成長乃是戰爭發展的結果。ƒ如果廿世紀

上半葉，中華民國的現代性乃是戰爭領導下的現代性，而戰爭無可避免乃是國家主義的專屬舞台，所以中華民國的現代性同時也就是國家主義的現代性。„以「戰爭領導╱國家主義」為中心所成就之現代國家基本性格是：戰爭要求個人選擇立場服務國家、國家要求個人服從領導以利戰爭。為求國家的戰勝或免於戰敗，救亡的優先壓倒啟蒙的反省。…實質戰爭的逐漸遠颺，使得上述中華民國現代國家基本性格在台灣陸續發生改變，但以戰爭動員為歷史棋局的對抗邏輯卻沉澱為政治文化，歷史的路徑依賴無法開脫。勝負即存亡的判然得失下，對抗的雙方各自獨立，獨立的雙方各求統一；救亡為先，啟蒙的空隙只有「壓不扁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