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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 方嘉麟、臧正運所指導 黃劭敏的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之監理問題與挑戰 —以我國監理沙盒制度為中心 （2019），提出陸 委 會 諮詢委員名單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監理、監理沙盒、金融科技創新實驗、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顏雅倫所指導 尤彥傑的 金融科技對我國金融管制之衝擊與挑戰 （2016），提出因為有 金融科技、目標式管制、創新中心、監管科技、監理沙盒、創新實驗的重點而找出了 陸 委 會 諮詢委員名單的解答。
陸 委 會 諮詢委員名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黑名單及其後代的接觸與處理
因為過去的歷史事件因素，台僑對僑委會的印象很多時候並非正面。僑委會早期被說是海外的警總，可能接觸政府人士後，有些人就變成黑名單沒辦法回家。
去年我曾質詢過，關於台僑轉型正義的議題。今年因為美國政黨輪替，有一位吳修銘先生，現在是美國總統科技和競爭策略的特別助理，聽聞吳修銘的父親吳明達過去也在黑名單上，以他的高度，應該很適合僑務委員會接觸。
委員長回覆我，有請同仁透過一些管道，跟吳教授來聯繫，過去曾有互動，但近期比較少一點。
我想說的是，提起這個案例，並不是要針對個案處理，是想建立通例的精神。過去世代曾經被國民黨政府壓逼，很多菁英人才在外國無法回台，而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很多都很優秀，有在白宮工作的、有在NASA工作的，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很優秀的社會賢達，擁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那僑委會是否有可能努力來翻轉這個印象，實踐轉型正義？不能讓人家覺得我過去做台灣人，結果被黑名單趕出來，現在又叫我挺台灣，這感覺實在不會太好，不論是黑名單本人、或是他們的後代，應當要慎重以對。
委員長說，目前僑委會有在海外僑界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的實施計畫，比如鼓勵或協助，或是提供租借場地等等，也邀請海外受難者的家屬，或其相關的朋友，可以回台灣來參與，我們有在和台僑積極溝通交流。
我想提醒委員長，威權政府的壓逼，不只是二二八相關事件而已，像是林獻堂二二八也沒有受到牽扯，但他嗆了嚴家淦，最後林獻堂遠走日本，至死都未回到故鄉台灣。過去黨與國家沒有分別，混雜不清，包括「海工會、文工會、陸工會」這些國民黨的系統，常常就是製作黑名單的單位。
我們需要讓台僑徹底了解，現在已經是民主的時代，我們已經轉型完成，不再是過去那一套威權時期的作法。我在預算案時曾具體提出：過去面臨威權政府逼害僑民和後代，應當要聯絡、建立制度化方式，了解到底有多少人並認識，他們的後代目前的狀況，並讓他們理解現在是民主政府，不是過去的威權政府，我想請問關於這個部分進度如何？
委員長表示僑委會有鼓勵駐外單位的同仁，可積極接觸這些朋友，讓他們了解台灣現在沒有這類事情，也希望他們有機會可以和僑委會多聯繫、多接觸。
但我希望，相關單位還是要給予具體的數字以供統計追蹤，委員長回應我，暫無這方面的統計，因為有時很難確認互動的對象是否曾遭受政治迫害，但二二八這部分，相關單位有直接的溝通與協助舉辦相關的活動。今年在十三個駐外館處，約有一千多人來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覺得相當可惜，沒辦法了解實際有多少人，我也知道促轉會去要求過去的系統公布檔案，那些人都說檔案都不見了，但我覺得至少僑委會這邊，要更積極地去接觸處理，而不侷限於二二八的部分，特別是當初黑名單以及其後代狀況的了解。
僑務委員應多引進年輕新血
我也請教委員長，目前一百八十個僑務委員平均年齡幾歲？
委員長回應我，差不多六十四歲出頭。
依據委員長的答覆，僑務委員是在海外來協助推動僑務工作，服務僑社、僑商、僑教，另外也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並反映僑界的訊息，讓政府了解海外僑界的動態。
而我上任之後，許多少年朋友，包括在矽谷、歐洲，不少人在重要的機構或商業界任職，他們都表示，對僑委會沒什麼印象，後來深入詢問後，說從父母那個年代，海外僑委會就會自己篩選服務對象，這個可接觸、這個不可以服務，所以對下一代來說，已經忘記自己是台灣人，以至於沒辦法投入僑務工作。坦白說看僑務委員的名單，只有兩個四十五歲以下的。現在年輕朋友、青壯年這世代，幾乎都習慣使用社群媒體、網路工具，也對新創科技很友善，我認為僑務委員可以試著朝向年輕化稍微努力看看。當然資深人員代表有豐足的經驗，有其重要性，但我們也應當要引進年輕世代。
委員長表示現在已要求未來每一屆的海外僑務榮譽職推薦名單，至少要有一個是四十歲以下，特別需要調整科技、創新、文創，這類年輕的議題要多交流。
我們台灣的路不容易，官方因為一些限制，沒辦法與國外直接交流，大家也都知道國際的壓力，特別是有一個國家對我們特別差。但不要忘記我們民間的潛力，雖然過去民間交流比較著重在傳統商業的產業，但我們也可以多致力於創新產業，比如社群媒體也好、矽谷新創產業等等，這些新的領域，很可能目前沒有僑務委員，這樣就等於斷絕年輕世代與新經濟這一塊的可能性，我會覺得很可惜。委員長回應我，之後會盡量來做。
希望我們民間、官方，一起攜手努力，讓台灣走出世界！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2021-03-15，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僑委會 童振源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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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之監理問題與挑戰 —以我國監理沙盒制度為中心
為了解決陸 委 會 諮詢委員名單 的問題，作者黃劭敏 這樣論述：
當代「金融科技（FinTech）」所帶來的法規與監理難題，除了傳統法規中即存在之市場公平與效率的價值取捨，還加上「市場變動速度」與「新進市場參與者」的新挑戰。首先，受到過去半導體界「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影響，金融市場也正隨著科技發展邁向倍速變動的新紀元。此外，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普及，也使非金融業者得以利用科技發展所佈建的基礎設施，以低廉的成本提供金融服務給更廣大的消費者。2015年11月，英國金融主管機關金融行為監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首先提出「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概念，率先以「服務提供者
」的角色接觸新興市場，扭轉過去政府與業者之間的垂直互動關係，藉此制度搭建一個更貼近市場的水平溝通管道。2018年1月31日，我國也經總統公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使台灣正式成為採用監理沙盒制度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第一個將監理沙盒機制訂入專法的大陸法系國家。然而，本文以為，儘管是相同的法規概念，仍會因各國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環境等差異，運作出不同的在地用途與發展，故在推動新進法規時，仍需不斷檢視我國既有環境脈絡（context）的獨特性，方能破除盲從或全盤移植的窠臼，建立自己的發展路徑與利基。故此，本文旨在以台灣「金融科技監理沙盒」作為案例，參考研究創新之國內管理學者所提出的脈絡學方
法，從歷史與環境脈絡中，分析出監理沙盒制度的兩大特徵，即：「平台模式」之治理架構，及「疊代式」的政策訂定過程。接著，再依前述歸納之特徵，以個案研究的角度觀察英國、新加坡、日本之相關規範政策、比較分析各國制度發展脈絡與實際運作之差異，藉此演繹出監理者「運用平台模式促進疊代式政策訂定」的可能框架，進而從市場、政策、行政、法制與制度運作等五大面向進行檢討，從中探討並具體化我國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的監理挑戰，最後針對我國相關政策之形成過程提出原則性的建議。
金融科技對我國金融管制之衝擊與挑戰
為了解決陸 委 會 諮詢委員名單 的問題，作者尤彥傑 這樣論述：
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我國的金融管制架構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亦衍生出許多管制不當的問題，如第三方支付業者所期盼的專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其高資本額與專營要求，被許多業者抨擊為管制過當，另就P2P線上借貸業務，採取不管制也不輕言開放的態度，使業者裹足不前，產生管制不足的疑慮。 而這些管制問題的發生，其主要原因係在於金融科技加深了金融市場的複雜多變特性，而使得金融服務的態樣變得難以掌控。且創新效率與安全穩定的目標權衡困難，以及僵化的形式與靜態式規範，亦為造成金融科技管制困難的主因。除此之外，我國尚有管制態度保守，以及其他具體管制規範問題等管制上困難。 據此，如何改善既有的管制架構
，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故本文提出五項建議，首先在於應適當調整保守的管制態度，並對於新型金融服務的適法性議題，採取以彈性原則為前提的負面表列模式，即法規所未禁止者，原則上允許之。其次應建立政府與參與者的良善互動橋梁，此可透過將金融科技辦公室的改制與監理沙盒的調整加以實現。其三則係就各國所發展的創新管制方式加以應用，以解決傳統管制規範的侷限性問題，即應專注於建置目標式管架構，並輔以數據式管制、創新中心、領航計畫與監理沙盒等配套措施，以解決其不明確的缺陷。其四則對於我國監理沙盒法制，提出若干項建議，其關鍵部分在於應增定沙盒公司與管制者的協作機制，以及增訂法規調適的時程限制，以確保監理沙盒的功能得以
發揮。最後，我國亦必須制定跨國管制協作機制，初步先與亞洲鄰近國家交涉，約定相關輔導金融科技業者的互惠原則，再逐步擴大簽署國的範圍。另外，亦應隨時更新如G20等國際組織所提出的監理標準。綜上，期待未來能夠發展完善的管制架構，使金融科技能夠效率且安全的發展，進而促進金融產業競爭力並達到金融普惠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