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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地理發展差異的關鍵因素與作用機制－以台灣胡蘿蔔產業為例

為了解決110年農改場課程的問題，作者李鈞冠 這樣論述：

本文以台灣自1970 年代以來，胡蘿蔔生產面積在彰化、雲林、台南的變化為例，探討政治經濟學取向的農業地理學問題：農業為何會發生地理差異？本文採用「全球價值鏈」的概念，檢視胡蘿蔔產業鏈中的加值環節，佐以全球、區域與地方三個不同的尺度，分析國際法規、市場力量與對供應鏈的治理方式，如何影響台灣胡蘿蔔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發展。本文最後以「契作制度」作為農業地理發展差異的主要解釋變因。因為契作制度在不同地區有不一樣的發展樣貌，造成不同區域在胡蘿蔔的品質差異，而採取新的、較能控制品質的契作制度，能讓契作商在國內／外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進而導致胡蘿蔔生產區域的轉移。不過，新契作制度的生成有賴其歷史軌跡與政策影

響，本文則以胡蘿蔔契作商與胡蘿蔔種苗商的合作過程為例，說明新的制度誕生並非理所當然。在理論層次上，台灣胡蘿蔔的價值鏈分析，可以補充國內農業地理研究多聚焦於土地利用、空間區位、農民行為及地方農特產產銷的經驗案例；而在西方的契作制度文獻中，多以非洲南部、東南亞地區為研究對象，強調跨國企業對組織農民的貢獻，本研究則以台灣的經驗案例，凸顯在地廠商的角色。

女農的再現－－ 以農委會出版品和自我書寫為例

為了解決110年農改場課程的問題，作者林珮君 這樣論述：

過去婦女對農業的貢獻埋沒於官方資料、宛如農業市場的局外人；隨著農村結構改變、女性成為耕作主體，展現出有別以往的女性從農身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近年出版一系列性平專書，記錄女性從農故事，希望翻轉「農業是男性工作」的刻板印象；同時，民間女農也打破沈默、開始書寫自己的務農記事，可視為女性從自身觀點與社會溝通的行動表現，落實由下而上的草根傳播權。本研究分析官方文本與女農自我書寫文本如何呈現女農形象，比較兩者再現形象之差異，以瞭解女農形象在「被呈現」與「自我呈現」的不同。研究發現，官方和民間文本都讓農村女性的生命故事得以從「空白」走向「被看見」。三本官方文本《女農筆記-12位女性農業工作者的生命故事》、

《女農：12位農漁業女性工作者從業經驗訪談》、《女農之歌：12位女性農業工作者的生命故事》筆下的女農，強調女性能力不輸男性，善用長才就能讓女性從農有著無限可能，顛覆社會對從農職業的性別想像。文本突顯女性的家庭角色與性別特質，讓農村中的陰性特質也有被看見的機會，但同時也強化了社會建構的性別形象。「宣傳政策、展現輔導成效」是官方出版品的主要目的，「有著巾幗不讓鬚眉的務農能力，同時也經營幸福家園的堅毅女性」的官方的理想女農範本，然而文本偏重女性對家庭的責任與情感、忽略其主體性，在這套強調服務家庭、服務農村的論述中，婦女角色的「多元性」只是體現在其被國家賦予的多重任務（經濟）和角色（家庭照顧）上，家庭

的性別分工觀念仍未與時俱進，照顧責任依舊沈重的壓在婦女肩膀。另一方面，女農自述文本挑選《女農討山誌》、《農村，你好嗎？：寫在農村的24則鄉野求生筆記》、《女同志Ｘ務農Ｘ成家：泥地漬虹》三本書做為分析對象，可看見阿寶、李慧宜、陳怡如走出了既有的傳統農村劇本，婚姻與世襲不再是女性進入農村的「通行碼」，三人並非把從農視為成就家庭的犧牲奉獻，務農不是一種「轉職」，毋須放棄原有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走入農村是為了自我實踐、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以及落實環境保護與性別意識之理念。她們展現出女性與土地緊密連結的務農特色，察覺到女性的身體力量與知覺感受是無可取代的，從農讓她們看見女性的獨特性、肯定自我價值。三人重視

人生的選擇權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表現出從農女性的主體性，也能看到她們對新女農角色與另類生涯的追尋。「女農發聲」代表著女性拿回自我形象的詮釋權，有機會擺脫「被定義」的宿命，女性從農形式在她們身上展現更寬廣的可能；女性也在書寫中連結過往的生命經驗，在一次次自我對話中更認識自己，增進了自我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