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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韓戰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吳忠信寫的 吳忠信日記(1951)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朝鮮戰爭_百度百科也說明:朝鮮戰爭指1950年6月爆發於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朝鮮戰爭原是朝鮮半島上的北、南雙方的民族內戰,後因美國、中國、蘇聯等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捲入而成為了一場國際性的 ...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林炫向所指導 盧俊昇的 情緒對外交決策之影響:以韓戰期間的中共與美國為例 (2021),提出1951年韓戰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情緒、情緒轉向。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蘇宏達、楊‧寇風所指導 温帶鋆的 推卸責任:理論框架及慕尼黑危機與韓戰之案例研究 (2021),提出因為有 推卸責任、慕尼黑協議、韓戰、三方互動、現實主義的重點而找出了 1951年韓戰的解答。

最後網站《親歷韓戰》: 中國軍人回憶錄 - Google 圖書結果則補充:第五次戰役(1951年4月22日至1951年6月10日),從國內增調3個炮兵師,一個高炮師,增加3個工兵團,空軍增加2個師,後勤部隊增加10萬人,這時總兵力約150萬人。第五次戰役以後,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1951年韓戰,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吳忠信日記(1951)

為了解決1951年韓戰的問題,作者吳忠信 這樣論述:

  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以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間的橋樑。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1951年韓戰持續進行,但國際氣氛開始轉變,美國亟望戰爭停火,台灣形勢穩定中隱隱中帶著不安。本年年底吳忠信前往香港,名義上是為即將赴美的陳光甫送行,實際上還肩負探查香港一般情形,以及在該地活動之第三勢力的任務。 專文導讀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王文隆專文導讀

情緒對外交決策之影響:以韓戰期間的中共與美國為例

為了解決1951年韓戰的問題,作者盧俊昇 這樣論述:

近年來隨著腦神經科學的進步,情緒與理性的二分法觀點已受到挑戰與修正。情緒與理性是不可截然兩分的整體機制,這樣的觀點已然衝擊各個研究領域,帶來一波新的「行為革命」浪潮,當然也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了一波「情感轉向」或「情緒轉向」。從2000年開始,陸陸續續有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倡議重視情感和情緒的研究,基於這樣一個重要觀念轉折的契機,本文嘗試以這波國際關係「情緒轉向」的研究成果,來探討情緒在韓戰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主流國際關係對於戰爭的分析,多半是建立在理性計算的現實主義視角上。理性選擇理論熱衷於把理性和自利的假設,廣泛運用於政治行為的研究中;但個體不可能全盤掌握到最佳可行決策中所需的全部

資訊,顯然人們不是完全的理性,自然也就無法達到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的這一目標。換句話說,人是會犯錯的,會受到各種內在與外部因素的影響,進而做出各種不理性的決策,所以情緒也可能是影響決策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論文採質化研究,以論述分析與個案研究做為主要核心研究方法,並透過Todd H. Hall的三種情緒性論述分析(情緒性陳述論述、情緒性挑釁論述與情緒性論述),來分析韓戰期間美國與中共在決策過程中,是否受到情緒影響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最後本文研究發現,無論是威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其國內政治的激情往往會導致決策者上喪失在實際戰場上的理性判斷。從韓戰中美雙方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國家決策者與戰場指揮官的

判斷往往不一致:不論是美軍或是共軍的最終決策者,最終均決定聽從政治的激情而非戰場實際的情況。此可彰顯本文的論點:政治激情往往會凌駕於理性決策之上,進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

推卸責任:理論框架及慕尼黑危機與韓戰之案例研究

為了解決1951年韓戰的問題,作者温帶鋆 這樣論述:

推卸責任乃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日益重要之概念,卻深受在理論及應用上不一致之困擾。本文旨在提出一個推卸責任的修正理論框架,奠基於對三個不同層次的區分──推卸責任作為意圖、作為行動,與作為結果。不同於其他策略,推卸責任的概念化應聚焦於其作為結果的層次,因其本質上是個涉及至少三方的策略,且其結果無法由單一國家獨力實現。修正理論框架亦挑戰傳統上認為雙極體系下不存在推卸責任的共識,認為在衝突為有限戰爭的前提下,區域強權得阻止超級強權的侵略。在慕尼黑危機的案例研究中,除了採行扈從的義大利外,其餘有關強權最終皆採行推卸責任策略,導致了慕尼黑協議的簽署。其最終結果乃是綏靖,無行為者提供制止侵略的公共財。在韓戰

的案例中,當身處雙極世界並面臨美國的侵略時,儘管蘇聯拒絕介入,中國卻選擇承擔責任並軍事干預朝鮮半島。中蘇兩方政策的差異,起源於關聯行為者中限制戰爭規模的默契,以及韓戰結果對中蘇兩國的不同戰略價值。